※為何要談「人民音樂家」？
我是從校勘《黃河大合唱》的版本過程中，踏入中國近現代音樂學術領域的，由此擴及的冼星海相關問題研究，免不了看到海量的、用作形容冼星海的一個詞彙──「人民音樂家」。冼星海不是唯一一位人民音樂家，而這五字頭銜直至今日也時常出現，但恕我讀書不力，翻來覆去總是找不到一個可靠文獻，確切說明究竟「人民音樂家」代表什麼意思。又關於「人民音樂家」，此一稱謂在何種情況下得以成立、或被確認？這一詞彙究竟有無專屬所指？在現時又是如何被使用？諸多謎團，開啟我的好奇心。於是，便想隨筆雜文，試著碰觸、分析這個眾人習以為常卻難以準確定義的言語吧。
「人民」作為修飾「音樂家」的形容詞，那重點必在前者而非於後。《漢語大詞典》釋「人民」稱：「百姓；平民。指以勞動群眾為本體的社會基本成員。又泛指人類。」如果說「人民音樂家」是「人類音樂家」，肯定是畫蛇添足，因為音樂界尚未認定哪隻貓貓狗狗為正經音樂家。
而「百姓；平民。指以勞動群眾為本體的社會基本成員」之說法，明顯是較為政治化的闡釋。一九四二年五月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，引述並贊同列寧所言「我們的文藝應當『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』」，說明在特定意識形態下，「人民」一詞較大程度指向勞動階級、無產階級人群。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，提及「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、農民階級、小資產階級、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份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，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，以工人階級為領導。」換言之，在黨所建設新中國的語境中，「人民」幾乎可視同上述之階級份子。
也可以說：理論上，在黨所引領的文化生產、新中國的意識形態下，「人民音樂家」應當是出自前述階級之群體，而在音樂方面頗有成就、值得留芳百世之人。
環顧周邊相似政體，也見有類似之稱謂出現。翻閱老報紙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蘇聯代表團訪華，其中便有「蘇聯人民音樂家」、鋼琴家克拉夫青柯發表演講，但實際上，當時蘇聯頒授的榮譽稱號應為「人民藝術家」。在朝鮮，也出現功勳藝術家、功勳合唱團一類說法，其政治指向更為明確，意即在文藝領域對政權服務成效卓著、值得嘉獎者。不過，蘇聯或朝鮮，「人民藝術家」或「功勳藝術家」，是由政權設立榮譽榜單，由有關機構明文頒授的，時至今日，俄羅斯仍保有「俄羅斯聯邦人民藝術家」的榮譽制度，甚至對文藝表現優秀的青年頒授「俄羅斯聯邦尊敬的藝術家」稱號。
回頭來看，中國的「人民音樂家」並未形成正式、的國家榮譽獎勵體系，但要說與政治毫無關係也並不實際，可它又逐漸游移在政治話語及民間想像中，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、對於音樂家的一種尊敬表現。不過，關於中國的「人民音樂家」，還是很有必要從源頭開始說起。
※誰是第一位「人民音樂家」？
有一種說法，聶耳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第一位「人民音樂家」，而冼星海是繼承聶耳的志向，後繼為又一位優秀的「人民音樂家」，例如在王懿之《聶耳傳》有如是論調，而澳門《新華澳報》刊登紀念冼星海一百週年冥誕文章時也提及「冼星海是中國現代史上繼聶耳之後又一傑出的人民音樂家」。
這樣的說法，雖有跡可尋，但也有待商榷。從時間上來說，聶耳於一九三五年逝世於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，得年二十有三；冼星海於一九四五年於蘇聯莫斯科病故，享年四十整。聶耳無論是身前亡後，都有著音樂為大眾、國民服務的正面評價，在一九三五年各界憑弔聶耳的文字中，田漢頌其「好與吾民訴不平」，郭沫若則將其與雪萊昔同喻為「民眾的天才」，又說「大眾都愛你的新聲，大眾正賴你去喚醒……」
冼星海也曾分別於聶耳逝世三、四週年時，撰文〈聶耳，中國新興音樂的創造者〉及〈在抗戰中紀念聶耳〉，前者稱聶耳為「劃時代的作曲者、民族呼聲的代表者」「作曲天才的領導人」，並「並造出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一種民眾音樂」；後文則說聶耳是「新音樂的創作者，利用民謠形式加上新內容的第一人」「他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偉人，代表時代，代表我們民族，發出反抗呼聲的一個永遠不滅的偉人」。
不過，倘若檢索中華數字書苑或清華同方知網等報刊數據庫，以「人民音樂家」為關鍵詞為查找對象，作年代升冪排序，會得出一個滿有趣的現象：自一九四九年起，最前幾篇關於「人民音樂家」的文章都是紀念冼星海的生平事跡，報紙輿論要到一九五０年下半年、雜誌要到一九五六年，才有較多關於聶耳的資料顯現。
這也許是因為當時距冼星海逝世未遠，文化界的記憶與印象仍然深刻。但值得一提的，是當冼星海逝世之後，消息傳回中國，中共及其所轄陝甘寧邊區的領袖毛澤東，旋即揮毫題寫輓幛：「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」，這不但是「人民音樂家」一詞被明確樹立，更是來自於特定政治陣營核心人物的正式褒揚。如果從這一層「程序」上來說，聶耳死亡時各界的表態、稱頌，屬於民間非官方的委婉讚揚，只是「人民音樂家」概念上的濫觴；另一場景，冼星海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，無疑是政治力量的正式加冕，具有重要指標意義。就個人印象所及，曾見臺灣史學界人士將「人民音樂家」一類詞彙，類比為古代的「賜諡」。
翻查手邊文獻，一九五０年七月十七日，《浙江晚報》刊發章牧所撰文章〈聶耳──第一個人民作曲家〉，應算是聶耳被納入「人民音樂家」的開端。一九五四年，雲南省人民政府決定重修聶耳墓，邀請郭沫若題字撰文，於是郭氏手書「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」，並落墨墓志云：「聶耳同志，中國革命之號角，人民解放之聲鼙鼓也。」此則算是聶耳成為「人民音樂家」的蓋棺論定，屬於溯及繼往的追贈封號。更何況，被正式稱為「人民音樂家」的冼星海，是那麼贊揚、推崇聶耳的才華及作風，聶耳又有什麼理由不成為「人民音樂家」呢？
聶耳、冼星海被奉為第一代「人民音樂家」，雖最初只是基於人情而生的追思，或政治人物對文化界的敬重姿態，說明這些優秀文藝工作者不倦創作、服務大眾，或其作風立場與特定意識形態相契合，屬於尊稱。但在新中國政權建立之後，「人民音樂家」猶如神壇龕位，作為彰顯新政權文藝成就的象徵，不容質疑也不可撼動。一九五五年，馬可為紀念冼星海逝世十週年，撰寫〈冼星海是我國傑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音樂家〉長文，意圖再一次確認「人民音樂家」的崇高地位。但在一九五七年，上海音樂學院汪立三、劉施任、蔣祖馨三人於《人民音樂》發表〈論對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作品的評價問題〉，抨擊冼星海交響音樂作品諸多缺陷，招致韓中傑、姚牧、王雲階等人的回應反擊，幾番筆戰，最終汪、劉、蔣三人被定為右派。直至文革結束之後的一九八０年代，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的幾次講話中，仍有將聶耳、冼星海這樣「人民音樂家」的身分，與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先軀者」掛勾的釋義。至於數十年以後，王西麟認為聶耳只能稱得上為旋律作家、不算標準的作曲家，而撰寫數篇文章批評，又是另一時空環境下的另一回事了。
※還有誰也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？
自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很長時間由聶耳、冼星海獨享「人民音樂家」頭銜，此一稱謂甚至帶有政治方面的神聖特性，所以在一九七０至八０年代，幾乎見不到有其他音樂家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。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，曾為冼星海政治地位定調的馬可在北京逝世，新華社一百三十三字的訃告中，也未對這位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音樂家做出任何褒獎式的稱號。此一情況，到一九九０年代開始，方有改變。
從中華數字書苑之報紙新聞數據庫中檢索，以新華社消息為核心，在文革之後第一位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的，應是一九九０年五月十四日逝世的施光南，在新華社刊發的訃告中，全文首句就是「人民音樂家施光南靜靜地躺在鮮花叢中」。有些資料指出，施光南之「人民音樂家」稱號是經由文化部提名的，但再翻查各個數據庫資料，卻找不到其他曾被文化部提名為「人民音樂家」的人仕，也難尋來自文化部的明確公文。據二００八年伍紹祖在《寧波日報》所撰文章〈我的同學施光南〉中指出，施光南之所以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，或許是因為施氏的同學曾慶紅向江澤民報告訊息時口語提及，於是才傳開使用。但值得留意的，是新華社刊發的施光南訃告中，只著重提及施氏的歌曲作品，如〈祝酒歌〉〈周總理，你在那裡〉〈在希望的田野上〉〈吐魯番的葡萄熟了〉〈假如你要認識我〉等，並稱其「一曲《屈原》，竟成絕響」，未介紹施氏的歌劇作品《傷逝》，也無說明其實《屈原》也是一部大型的歌劇作品。所以說，官方對於施光南「人民音樂家」的身分印象，保留在其具有政治性的歌曲創作，或大眾耳熟能詳的流行短篇。
時隔數載，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新華社發佈賀綠汀訃告，亦將賀氏尊稱為「人民音樂家」，並介紹其貧困農家出身，求學及創作歷程，在抗日戰爭中的愛國作曲表現，以及解放後任職上海音樂學院的教育工作。爾後，再有來自官方正式的音樂家逝世消息公佈，也鮮見「人民音樂家」一詞的使用。如果將新華社消息視為政治權力的代言，那麼施光南與賀綠汀獲得「人民音樂家」頭銜，應是文革之後較有代表正式意義的案例。
但是，這並不代表「人民音樂家」的範圍侷限於此，而是「人民音樂家」從官方回歸民間，廣泛出現於各種懷念、追憶、認同、贊美的文章中。據我粗略、不甚完整的資料爬梳，曾被人們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的，尚有：張曙、張寒暉、鄭律成、麥新、瞿維、李煥之、呂遠、王莘、曹火星、李淩、李劫夫、呂驥、任光、岳侖等人，甚至也有人追溯既往以該詞尊稱馬可。這些人物，如張曙、張寒暉、鄭律成及麥新，是抗戰歌曲的代表作家，尤其張曙的立場作風也備受冼星海推崇；瞿維、李煥之則屬於創作體裁較為完整，有大型作品的作曲家；而其他多數「人民音樂家」，是革命或軍旅歌曲的作者，或是音樂理論、文藝政策的主導者。
此外，在特殊時期遭受迫害、後被平反的馬思聰，也曾被人撰文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；已經享有「西部歌王」稱譽的王洛賓，也在逝世十週年時被崇拜者如此稱呼；曾創作〈美麗的草原我的家〉的蒙族作曲家阿拉腾奥勒，則被稱作「草原人民音樂家」；而在民樂界，劉文金在二０一三年逝世時，《中國文化報》刊載之席強所撰專文亦以「人民音樂家」尊稱劉氏。另外，石夫、白誠仁、周大風等，他們或許不一定如前述人物有更高名氣，也有過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的記錄，尤其曾任中央歌劇舞劇院、中央芭蕾舞團專職作曲的石夫，創作體裁涵蓋歌劇、舞劇、交響樂等，亦頗全面。
比較有意思的，是曾與被極端無產階級文藝理念批判、意識形態並不吻合的中國近現代音樂一代宗師黃自，也在近年一些文章中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。由此看來，隨著時代的開放，「人民音樂家」的含意所指也越來越廣泛了，不再單指有功於「無產階級革命音樂」之人。
※「人民音樂家」還有什麼樣的意涵？
從前述所見，「人民音樂家」似乎成了「人民作曲家」的同義詞，因為被稱作「人民音樂家」的人物，幾乎都是音樂界的作曲者。不過，過往資料仍曾出現過尊稱著名箏樂家曹東扶為「來自人民的民間音樂家」案例，說明這類尊稱也可指向演奏技藝甚佳、具有相關貢獻者。耐人尋味的是，「人民」與「民間」就本義而言，豈非同義詞？實就算作「人民音樂家」吧。
另外，從以上案例看來，「人民音樂家」稱號大多用在已經過世的人物上，作為對逝者的尊稱，緬懷其曾造就的貢獻。不過，在亞馬遜網站上，可找到一輯《熱烈祝賀人民音樂家笛子泰斗陸春齡教授九十華誕專輯》雙DVD套裝，可是迄今陸老仍然健在，去年《解放日報》更以〈笛子大師陸春齡97歲了，還能一口氣吹好幾支曲子〉為題，撰文介紹陸老高超笛藝。雖說「人民音樂家」並不一定只能指稱逝者，但在多年慣例的用法下，出現此一案例還是有些奇異。
還有更奇異的，是「人民音樂家」一般是官方或社會各界對作曲家的尊稱，來自他者之口。但是在二０一一年，龔琳娜與老鑼的神曲〈忐忑〉爆紅，龔氏接受媒體採訪時，稱：「有觀眾留言說，他們不想叫我藝術家，因為藝術家離他們太遠，所以我的定位是『人民音樂家』，就是給大家唱歌。你要問我的觀眾群在哪裡，我沒有想過，有人願意聽我唱，我就給你唱，就這樣。」該篇報導的標題更是〈龔琳娜：我的定位是「人民音樂家」〉。雖然說，龔琳娜並為自稱為「人民音樂家」，但把自己的藝術表現定位在「人民音樂家」範疇，或以成為「人民音樂家」自許，都是較為罕見的說法。又若龔氏願望成真，或許將是聲樂界首名「人民音樂家」。
說了那麼多，似乎更難歸納出「人民音樂家」的意涵了，其詞義所指被我的拉雜囉嗦顯得越來越模糊。但或許這也是好事，顯示中國音樂的走向愈趨多元開放，兼容並蓄，或許，未來將有更多「人民音樂家」出現、產生、被確認，豐富中國音樂的生態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