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刊登於《三聯愛樂》總第236期（公元2019年9月）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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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今許多人都知曉一項文藝領域的常識：「戲說不是胡說，改編不是亂編。」但是，在大量敘事的灌輸下，很多人也不清楚究竟接受到的文藝作品，是否為本來面貌。試想：倘若有朝一日，竟然發現課本上印的、傳媒上播放的、博物館展示的著名畫作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，根本不是達文西的原始手筆，而原作與記憶印象又相差甚遠，那到底會帶給我們什麼衝擊呢？又或是無傷大雅、一笑置之，棄真相於不顧，繼續沉浸於腦海中建構許久的「美」呢？
在中國現當代音樂史中，就有這樣一項特殊案例，那便是《黃河大合唱》。
由光未然（本名張光年）作詞、冼星海作曲，誕生在一九三九年的《黃河大合唱》，作為中國對日抗戰時期的著名音樂作品，體裁龐大、政治性質強烈，又以「黃河」為敘事焦點，凸顯出鮮明的劇情推進效果，的確是一部出色鴻篇。它有包含混聲合唱、女聲合唱、獨唱、對唱等不同形式的八個樂章，相較於同年問世、亦是冼星海作曲的《生產運動大合唱》（塞克作詞），更加集中表現音樂的聽覺美感，也在當代中國不同時期，於不同意識形態環境下被唱響。稱《黃河》是二十世紀中國音樂的代表作品，應不為過。
雖然已有不少學者（包含本人）長篇累牘地考證、介紹《黃河》的版本演進，但人們經常忽視（或未知）《黃河》的樣貌如何改變，更不曉得今時大眾所聆聽、習慣、傳唱的《黃河》，幾乎脫離了冼星海原始意圖。甚至，後人所創造出的關於《黃河》的諸般種種詮釋，已掩沒了當年被奉為「人民音樂家」的冼星海，其所希冀創造的某種藝術追求。
時間倒流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底，因武漢淪陷，光未然率領「抗敵演劇三隊」自陝西宜川壺口下游，東渡黃河，轉進晉西南呂梁山游擊根據地，過程中抗演三隊成員見識到黃河渡船的船夫號子、沿途淪陷區的焦土、呂梁山游擊隊的戰鬥場景，除肩赴文藝宣傳任務外，還須抵抗日軍向游擊隊根據地攻擊的炮火，在複雜險難的地型不斷轉移。據首演《黃河》的指揮鄔析零回憶，抗演三隊在陜北靠近延安不遠時，光未然因墜馬受傷，被送至路程七百華里的邊區和平醫院，再渡黃河，此時光未然萌生將這一段見聞轉化為文學的想法，便蘊釀長詩《黃河吟》的寫作。在《黃河吟》創作完成後，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，冼星海《生產運動大合唱》完稿後的五天，因參加抗演三隊決定在西北旅社舉辦歌詞朗誦會，冼氏接觸到光未然《黃河吟》詩作，有意為之譜曲，即後所謂之《黃河大合唱》。
據冼星海日記，《黃河大合唱》初次譜曲的時程很短，從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開始動筆，三月三十一日完成，僅費時六日；但期間冼星海健康不佳，自敘：「身體不怎麼好，恐怕是營養不足的關係！……身體不好，常睡午覺，他們還以為我是裝做的不去開荒！」「身體不好、傷風頭暈……」四月十三日晚間七時，陜北公學在延安召開第一次音樂大會，除呂驥、光未然先後發言，其餘則是由抗演三隊、魯迅藝術學院及抗日軍政大學聯合組織的文藝表演，節目內容包含全體合唱《中華民國國歌》，魯藝演出合唱曲目《船夫曲》《打到東北去》，抗大八人文藝工作團演出《新山歌》《延水謠》《在森林中》，魯藝由冼星海指揮演出《生產運動大合唱》，抗大五大隊演出《軍民合作》及《太行山上》，最後才是抗演三隊首演《黃河大合唱》。
《黃河大合唱》的首次問世，其實是相當簡陋的樣態，由於延安缺少樂器，只好把能見到的樂器都用於伴奏，編制包括：竹笛、口琴、高音二胡、低音二胡、三弦、主板、木魚、鐃鈸、鈴、鼓鑼、堂鼓、鈸，據一些回憶性質的文獻記載，當時甚至使用汽油筒或大缸製作低音樂器，顯見條件克難。又據冼星海日記所載，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的《黃河》首演，其實有些瑕疵，主要是《黃河怨》的獨唱走音，所以「給觀眾不好印象」，而現場觀眾的對《黃河》的初步體驗，是「覺得很雄偉」。四月十六日晚間，抗演三隊又於「生產運動總結束晚會」中演出《黃河》，冼星海日記稱：「除女聲獨唱不十分好外，其餘都很進步。」隨後的五月十一日，為紀念魯迅藝術學院創辦週年，冼星海親自指揮魯藝合唱團百餘人演出《黃河》，這才出現作曲家滿意、認定為「相當成功」的表現，且由於演出結束後，在場觀演的毛澤東、王明、康生等延安黨政高層，對該作品給予高度肯定，並「很感動地說了幾聲『好』」，這才使得《黃河大合唱》後來的重要地位，奠下基礎。
一九四０年，在《黃河》已於中國各地（包括陪都重慶）唱響之後，曾有兩次座談會討論該作品的成就，參加者包含光未然、賀綠汀、劉雪庵、李凌等，指出除了演出人員的技術水平不足以外，樂器音色的搭配亦不協調，且當時許多指揮並不知曉如何處理這部作品。二００七年，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在藝術總監朱振威的帶領下，依照《冼星海全集》所刊印的樂譜，複刻了一版延安《黃河》的演出，模擬當時樂隊、合唱的演出效果，據說不少觀眾在聆賞時，也是一頭霧水、很不適應。也可以說，《黃河大合唱》的問世，一邊受到大眾歡迎，同時也引發專家抱疑，甚至冼星海自己也無法迴避作品的簡陋狀態，於是他「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寫成五線譜，用交響樂隊伴奏合唱」，並認為這種方法更加「國際化」，有利將作品推廣到全世界。
直至一九四一年春，冼星海在蘇聯期間，於莫斯科完成《黃河》的交響版本配器，並將其稱為「交響曲大合唱《黃河》」，編列為冼氏作品第七號。這也是人們所謂「莫斯科版《黃河》」。這個版本的配器十分「魔性」，有不少和聲、織體的運用脫離作曲常識，且頻繁轉調、音域過高，使得演奏（唱）的難度大幅提昇，且有些音響效果並沒那麼悅耳。早年間，學界多以冼星海在外困苦、病痛纏身，作為作品新版本效果「奇異」的推脫之辭，但又矛盾於「人民音樂家」的作品豈能有「錯」？於是這份莫斯科版《黃河》稿件回到中國後，未能經常演出，塵封許久。一九五０年代，李煥之曾試圖簡化莫斯科版《黃河》的織體設計，編寫出一版譜稿，並曾錄製唱片、電影；一九八０年代末期，因《冼星海全集》的編纂需要，李煥之再度將莫斯科版《黃河》作有限度的調整，並交由上海樂團試演。據說，當時演出雖有安排正式錄音，但錄音母片被有關單位要求不能公開、唱片無法發行，所幸有一份風衣錄音流出，人們才得以稍微認識冼星海作風。
幸好在一九五一年時，莫斯科版《黃河》的手稿被影印成輯，小量發行二百冊左右，作為當時中蘇文化交流所需的代表作品，而我也曾在孔夫子舊書網上，找到了這份手稿影本，方能開展莫斯科版《黃河》的校訂研究，成為我的碩士學位論文。二０一五年五月，上海愛樂樂團在張亮指揮下，聯同上海廣電合唱團、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、臺灣新節慶合唱團，假東方藝術中心音樂廳演出原版《黃河大合唱》，這是自一九四一年冼星海配器完稿以來，七十四年首度完整的呈現。雖然，部分觀眾在樂曲中出現的多處不諧和音響及花腔中，仍有些找不著北的體驗，總覺得聽到一個不熟悉的《黃河》，好像哪裡怪怪的，但最後十幾把銅管、十幾架小軍鼓齊鳴的震撼效果，還是很能吸引觀眾掌聲。
至於我們現在聽到的《黃河大合唱》，又是怎麼產生的呢？說到一九五０年代李煥之改編的版本，雖曾因唱片、電影的發行，流行一段時間，但很快地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緣故，《黃河》陷入了難以演出的境地。「文革」期間，革命文藝當道，「樣板戲」成為主流，《黃河》等一系列抗戰時期、十七年時期的文藝作品更是被冷落了。一九七０年前後，受江青的文藝思路、中央音樂學院大字報影響，以殷承宗（時名「殷誠忠」）為首的中央樂團創作小組，開展「留曲不留詞」的創作方向，將《黃河大合唱》的部分旋律，改造成如今眾人皆知的《黃河》鋼琴協奏曲。這部組曲式的鋼琴協奏曲，在當時被列入第二批「樣板作品」中，除了樂師、獨奏家、鋼琴的傾情演奏以外，舞臺上還須懸掛毛主席像，以及同時播映與樂曲內容相對應的字幕。
時屆一九七五年，北京文化界為突破「文革」文化環境的諸般限制，便蘊釀一場關於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、冼星海的音樂會，一些文獻中提及，這或與冼星海夫人錢韻玲女士聽從李煥之的建議，曾致信毛澤東表示對《黃河》等作品遭冷落表示不滿，有所關聯。幾經波折，由著名指揮家嚴良堃負責，中央樂團創作組施萬春、田豐、陳兆勳等人執筆配器，重新為《黃河大合唱》編曲，並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首演於北京民族宮禮堂，名義是「人民音樂家聶耳、冼星海音樂會」，參演團體有中央樂團、中國歌劇團、新影樂團、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、中央人民廣播少年合唱團，由嚴良堃指揮。隨後演出多場，獲得廣泛熱烈反應，得到大眾極高評價。中央樂團版本《黃河大合唱》，一改原作品複雜的配器織體，以「三化」思維（革命化、民族化、群眾化）將原作品的主旋律，配上頗具功能性質的伴奏和聲，使樂隊處於「伴」的地位，與冼星海原作品「交響曲大合唱」的思路略有不同，甚至部分配器思路明顯源於《黃河》鋼琴協奏曲的設計。關於中央樂團版《黃河大合唱》的產生歷程，以及期間的政治情況，於一九七九年被改編成電影《怒吼吧！黃河》，公映於世。
而一九七五年完成的中央樂團版《黃河大合唱》，其實欠缺第三樂章《黃河之水天上來》，直至一九八七年為當時紀念盧溝橋事變五十週年，方由施萬春補寫，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演出亮相。但施氏補寫的《黃河之水天上來》，除去開頭琵琶獨奏幾個音形以外，其實整章的旋律、和聲、織體，已跟原作沒太大關係，這標準的「施萬春作品」，多年來夾雜在其它同被改寫的樂章中，被視為「冼星海作品」，呈現在大眾面前。
雖然包括嚴良堃在內的諸位樂界前輩，均認為中央樂團版《黃河大合唱》是基於延安首演版本編寫，很能體現「原貌」，但若與一九四一年冼星海親編的莫斯科交響合唱版本對照，會發現情況並不那麼單純。從冼星海的原始譜稿中，可看出其深受法國浪漫派風格影響，後又吸收蘇聯大編制交響樂的創作思維，試圖打造一個印象式的演出效果。例如：在《黃水遙》中，「自從鬼子來」一句僅由女聲部弱聲唱出（中央樂團版是混聲四部強音唱出）；《保衛黃河》原本是四部漸入輪唱、層層疊加，成為在前後樂章過渡的曲目，僅作為轉場式的片段（中央樂團版改為三部輪唱，經一段主題旋律間奏後，轉調為混聲合唱，成為完整獨立的「戰歌」）。又如上文提及，《黃河之水天上來》幾乎揚棄原作不用，改以另人新配，強力凸顯旋律而失去原本複雜的織體設計，亦鮮見演出藝團如實將真正作者的姓名署於明顯之處。
除去前列所提及的《黃河》版本，還有幾個有意思的小版本也應留意。
一九四九年，陳田鶴甫至福建音樂專科學校工作，由於福州解放不久，當時該校學生希望排演《黃河大合唱》，但苦無伴奏樂譜，又聽說黃自四大弟子之一在校任教，便有學生將一份《黃河》的聲樂簡譜交給陳氏，希望能由老師編配成鋼琴伴奏的稿本，為福州軍民演出；而一九五０年代陳氏在人民藝術劇院工作時，又編配了《黃河頌》的伴奏。由陳田鶴編配的《黃河大合唱》鋼琴伴奏譜稿，其實是真正意義上的為延安首演版本加工編配、符合原貌的版本，編曲家加油添醋的地方極少，但其亦有省略《黃河之水天上來》一章、《保衛黃河》僅演唱到三部輪唱止之情況，只能猜測《黃河》在一九四０年代廣泛流行時，就已經成為那樣面貌了。該版本目前尚未正式出版，原始手稿一直由陳氏後代細心保存。
又「文革」之前，瞿維亦曾將《黃河》編為鋼琴伴奏譜稿，並在「文革」後修訂出版，雖然這個版本被嚴良堃評價為「演出效果不順暢」，但很長一段時間，這份譜稿卻是在香港、臺灣地區唯一能見到的《黃河》樂譜出版品，港、臺有些小合唱團曾利用這份譜稿，一圓唱響《黃河》之願。
那麼，既然《黃河》有那麼多種版本，各有千秋，有沒有人想到來烹一鍋亂燉，搞個大雜燴呢？如果把所有版本的優點集中在一起，豈不無敵了？二００五年，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在官美如主任的主導下，真的召集了一批作曲研究生著手這項工程，試圖集各家之長，達完美之成就，這就是所謂「室樂伴奏合唱版本」。該版本的伴奏以雙鋼琴為基礎，搭配打擊樂、少數獨奏樂器，神似室內樂版《布蘭詩歌》。但若仔細觀察，這個版本其實就是中央樂團版、瞿維版的雜交產物，據工作小組當事人的記述，合唱團早已使用瞿維編配的譜稿排練，於是聲樂部分只能依瞿維版照抄，而伴奏方面主要參考中央樂團版的設計，於是原本企圖以學術考據權威詮釋的雄心壯志，也成為一灘泡影了。除了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以外，我還未曾看到有其他藝團演出該版本《黃河》。
二０一九年是《黃河大合唱》問世八十週年，與二０一五年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一樣，海內外都有不少演出《黃河》的音樂會，有些演員陣容堅強、演出品質確實挺高，但幾乎選擇了一九七五年出現、改變原作風貌的中央樂團版《黃河大合唱》，作為演出曲目。說了這麼多，就是希望大家能試著思考：我們紀念一齣作品、一位作曲家，到底是要紀念些什麼？是紀念一個人的創作偉大嗎？是紀念作品的歷史意義重要嗎？那為何不拿那個人本來寫的，而是找一個「代筆」來偷天換日呢？
但我還聽說，近期有藝團為紀念作曲家施光南冥誕，託人寫了一部「歌劇《施光南》」熱鬧上演，希望讓觀眾透過該劇瞭解作曲家的偉大之處，但卻不是讓觀眾直接欣賞該作曲家的作品。（更何況施光南也寫過兩部歌劇呢！）這樣想來，雖然現在能聆聽到的《黃河大合唱》不完全是冼星海原作，但好歹留了點本來旋律下來，冼星海的命運還是好上一點了。且聽且珍惜吧！
僅以此文，紀念《黃河大合唱》問世八十週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