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刊登於《音樂週報》，2019 年 11 月 20 日。刊登版略有刪節，此為原版全文。本文配圖來自網路檢索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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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見孫元昌教授鴻文〈最新發現我國最早二胡教材？〉，探討現今大陸部分學位論文出現「中國最早二胡教本係董榕森《南胡教本》」之謬論，並藉考證董氏生平駁斥如今學界「關公戰秦瓊」的現象，不經讓我想到當今某網紅的名言：「百因必有果，你的報應就是我。」
董榕昌在臺灣民樂界名聲威震、地位崇高。即便非專業人士或樂迷觀眾，在臺灣三十歲以上的民眾多曾聆聽過董氏笛曲《陽明春曉》，這首輕快活潑的樂曲曾用作中華電視公司《每日一字》節目的背景音樂。據臺灣傳統藝術中心「臺灣音樂群像資料庫」網站所載，董氏幼年曾參加學校鑼鼓隊以宣傳抗日活動，又受母親啟蒙學習京胡，後參加國民黨海軍並隨部隊前往臺灣，於一九五四年參加臺海軍總政治部主辦之國樂訓練班，開始正規音樂訓練。從軍期間，董氏創作多齣具宣傳目的性質的民樂作品，以及禮儀進行曲，屢次獲獎獲得上級賞識。在一九六四年其三十二歲時，因病奉准退伍，官拜上尉。其後，參加頗具知名度的中廣國樂團，並開始職業音樂演奏及創作生涯。至一九六九年，董氏獲聘為臺灣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科講師，成為臺灣地區有史以來「第一位專任的國樂教師」。至一九八二年，董氏調任臺灣「政治作戰學校」音樂系並為系主任。
董氏任教期間，工作重心從演奏、創作方面，逐漸轉移至理論研究及論述出版。這也難怪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高等教育院校對教師的考核指標總是方方面面，不但要能教、還要能進行課題研究，正如當今多少學人學子總是為「C刊」發愁，道理相同。董氏也正是在從教晚期時，發生一件震驚全臺的學術不端案件，影響層面遍及海峽兩岸。
據臺灣《民生報》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報導，署名天津音樂學院教授趙硯臣之人，從香港寄函予臺灣「監察院」，檢舉藝專教授林昱廷的升等著作《胡琴的發展與技巧的研究》抄襲其《二胡基礎訓練》一書，陳裕剛《中國的戲曲音樂（總述篇）》抄襲上海音樂學院夏野《戲曲音樂研究》，董榕森《實用中國樂法》抄襲中國音樂學院黎英海《漢族調式及和聲》。報載檢舉信函中，表示「多年心血大部分重要之心得，竟為此人竊奪，並取得升等及位居公職」，報導並稱：「大陸地區的民樂工作者生活清苦，都嚮往臺灣地區的安定繁榮與法律的公平性，但因這件事使他們心頭蒙上陰影及問號。他希望監察委員維護他們的智慧財產權，他要求賠償被竊者的損失、登報道歉、取消剽竊者之公教資格或回復升等前之級職。」
此事引發轟動可分為二層面，其一當然是樂界名家未遵學術操守、有違倫理師德；其二，檢舉信函明確指出抄襲者著作係為升等（相當於大陸評選職稱）之用，文句間透露出對於臺灣教育及司法體制十分熟悉，且以直式繁、簡體文字交雜寫成，不像出自大陸人士手筆，疑有心人士假託趙硯臣之名致函檢舉。然此案件見報第三日便有讀者投書稱：「這件事看似新聞，實則過去類似案例甚多，如果和沒有被揭發的抄襲案比較，更屬冰山之一角而已！正如董榕森說，戲劇界、音樂界過去這種事很多。」
隨後，臺灣教育事務部門宣佈將徹查案件。然林、陳、董三人一致對媒體表示：「只是基於學術研究需要，『引用』大陸著作中的若干資料，絕非是趙硯臣所指的『抄襲』。」董榕森還對傳媒表示曾取得黎英海的諒解，其行為僅是政治現實下的無奈之舉，轉述黎氏表示此案行為是「中國人宣揚中國人的學術成就」，並盼早日實現兩岸學術交流。據聞，當時為降低政治影響，大陸方面三位當事學者均對此案抱以低調態度，確未強力譴責。經五個月審議，臺灣教育事務部門確認林、陳、董三人之升等著作均為抄襲無誤，三人職稱各降一級（林自副教授降為講師，陳、董二人自教授降為副教授）。此案既是臺灣高等教育較早爆發的學術作風不端案件，也使臺灣學界對開放大陸出版品的呼聲越來越高，終於隨著政局變化之下，臺灣學人學子較易取得大陸出版品，較少因為政治隔閡而有渾水摸魚之現象。（但我也在就讀大學時見到一學術奇聞，某教授的升等著作，是自簡體中文「翻譯」成繁體中文的書籍。）一九九四年，董氏申請提前退休獲准，並移民至加拿大，但於千禧年時因腦幹溢血，健康狀況持續不佳，至二０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又因癌症逝世，享壽八十。
在臺灣，早年因政治原因，民樂領域常有「挪為己用」之現象。因當局不准藝團或學校公然演奏大陸作家作品，但又礙於本地民樂曲目數量不多，於是臺灣許多作曲家、演奏者，多從走私唱片中扒譜，或透過僑生管道夾帶樂譜入境，稍加改寫後再更換標題，並署上己名為「改編者」，以便宜行事、通過當局審查，例如《二泉映月》被改寫成《泉月映輝》等。至林、陳、董三人抄襲案發生時，臺灣雖已解除戒嚴令，但其時海峽兩岸幾無交流，故「循舊例」完成工作指標，也是一項錯誤的習慣行為。
再回顧孫教授所舉案例，其實不也是類似情況？因習慣於某種寫作方法或蒐集資料的管道，卻忽略正確作風與道德作風，最終以訛傳訛、積非成是。近日指導本科生論文寫作，某生欲探討「中國風」流行歌曲的歌詞問題，明明知道臺灣歌手周杰倫、臺灣作詞者方文山是典型案例，但查出來的參考文獻清一色是大陸作品，一問之下，原來是只知道查詢知網，而不知原來可以查詢其他地方的學術成果。即便某些人係犯下無心之過，但是否可能有些人是故意為之，進而能斷章取義、剽竊抄襲呢？再者，許多學人學子私下不斷探討如何規避查重系統，用各種調換詞句的方式降低查重數值，又豈非掩耳盜鈴、自欺欺人？
從事學術研究，本應似探索宇宙，盡可能擴展邊界。假使預設限制，在劃設的範圍內打轉，那就成為可笑的過家家酒了。更何況，學術成果本是要受世人檢驗的。本人在檢索網絡資料時，就曾見有網友評價董榕森抄襲案，稱演奏董氏樂作時完全感受不到其《實用中國樂法》的和聲理論，後來才知該書係抄襲而成，怪不得「言行不一」。又倘若董榕森知其百年以後，被後代學術著作奉為「中國二胡教本作者第一人」，那或許他當年也不用煞費苦心，找來大陸著作佔為己用，以求升等成功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