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5月，我改編的朱踐耳先生《節日序曲》民樂版，由陳燮陽指揮香港中樂團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。演出前的晚餐席間，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突然很正經地問我：「你做為臺灣地區的學者，為什麼會想要研究大陸地區的作曲家朱踐耳？」我說：「朱先生不僅是大陸作曲家，以他的創作成就來說，更是世界的作曲家。」
最初親眼見到朱先生，是我攻讀碩士學位期間、在同濟大學做交換學生時，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看一場音樂會，中場休息時，才發現朱先生、呂其明先生與趙季平先生就坐在觀眾席後方，但由於那時還未正式認識，也不敢上前去問候攀談，只是掀起心中一些激動，原來傳說中的「大人物」距離自己那麼近。
2016年，《橄欖古典音樂》雜誌創刊，主編向我邀稿，希望介紹中國音樂家的成就，於是我撰寫了《曖曖內含光──談朱踐耳及其音樂創作》一文發表。後來有一天，上海愛樂樂團的一位職員打來電話，說陳燮陽先生要找我，原來是朱先生也看到了拙文，為了表達感謝，想委託陳先生送我一些作品樂譜及書籍。不過由於我已結束交換學習返回臺灣，陳燮陽先生也演出繁忙，不容易碰面，於是擱置此事。
孰料，過了不久，上海音樂學院金橋教授也輾轉聯繫到我，稱當時正在臺灣師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，受朱先生委託帶了東西給我。
我與金教授約在臺北一處咖啡廳見面，金教授帶了《朱踐耳創作回憶錄》及朱先生一封親筆信給我，朱先生還將書籍用紅色緞帶打結，以示鄭重。朱先生在信中寫道：
查太元先生：
感謝你對我的創作的關心！
我現已94歲，到了暮年，不能再在創作上改進創新了。你的意見，對我總是安慰，批評也是對我的關心，我很感謝！
朱踐耳 上
2016.5.30 上海
受寵若驚、誠惶誠恐！想不到朱先生為了這麼小一件事情，始終放在心上，且一定要想盡辦法辦好。這段經過，也使我對朱先生的人格氣質佩服至極。等到暑假了，我就安排赴上海登門拜訪，見到了朱踐耳與舒群伉儷，聽他們講了許多藝術人生的故事與心得體會。不過，晚年的朱先生已經不大說話了，大多數時間是舒女士激動地細數歷史，但遇到一些細節，朱先生還是會笑笑地以緩慢的語速補充，講完後，眼神又望向窗外天空。
突然，我有一種感覺，那便是如此斯文、身材也並不魁梧的人物，竟然寫下了那麼多撼動人心、悲喜交錯的壯麗樂章啊！只可惜，與是次拜訪隔了一年，朱先生就離世了。又在2022年，舒群女士也因病逝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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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從NAXOS出版的唱片中，聆聽到《英雄的詩篇》這部作品（曹鵬指揮，上海樂團及合唱團演出），雖然從現代的眼光來看，這個版本的演奏（唱）與錄製都相對粗糙，但是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最直觀的想法，那便是：原來「紅色」的作品還能這麼寫呀！但讓我很疑惑且遺憾的，是這部作品幾乎沒有現場演出的機會，只能不斷通過這早期的唱片錄音，滿足聽覺的渴望。
2015年，陳燮陽率領上海交響樂團、上海歌劇院合唱團，重演了這部作品，可謂當時樂界的盛事，而朱先生也親自出席了。是次演出，也由著名錄音師陸曉幸負責錄製，最後收錄在多種唱片套裝內，擴大了傳播範圍。朱先生辭世前兩個月（2017年6月），陳燮陽再次與中國交響樂團及合唱團，於北京演出此作，獲得廣泛的好評。還記得，我是在2017年5月時，二度拜訪朱先生、舒女士伉儷，才知道6月北京即將演出《英雄的詩篇》消息。於是，我臨時調整6月的行程，決定赴京一睹作品現場風采。
又說回2015年上海的演出，雖然我當時無法前往觀看，但是有一位學習聲樂的朋友，竟然幫我拿到一份合唱團使用的排練譜！這份樂譜有些混亂，一部份是早期油印的痕跡，一部份是陳燮陽補充的鋼琴伴奏段落，但並不完整，缺失一些前奏與間奏。也不知是何種緣份，也在那時，我從孔夫子舊書網上，購得一本綠皮油印的《英雄的詩篇》鋼琴伴奏譜，但顯然是比較早期的版本，缺失了現今的男低音獨唱第五樂章，結構也與最終版本有所差異。後來，我把這兩份譜稿加以整理，並且依照《朱踐耳管弦樂曲集》收錄的總譜手稿，將完整的《英雄的詩篇》鋼琴伴奏譜稿整理出來。《橄欖古典音樂》主編替我去採訪朱先生時，也將我整理好的譜稿打印裝訂，請他簽字過目，留存紀念。
2022年，或許是得知舒女士離世的心有所感，且當時有些閑暇時間，我就在鋼琴伴奏譜稿的基礎之上，又改編了雙鋼琴版本。原本，是期待通過這樣的處理，讓這部中國合唱領域的瑰寶有更多搬演機會，不過許多合唱指揮看到其中複雜的織體與較高的音域，難免望而卻步。加上，現在許多合唱演出，也追求時髦與潮流，要不然就乾脆演西方的古典作品，很少人把目光放在近在咫尺、腳下土地上出現的藝術樂章。
今（2025）年，青年作曲家、我的好友梁爽先生，收到來自牟文昊指揮的邀請，稱深圳歌劇舞劇院合唱團有意演出雙鋼琴版本的《英雄的詩篇》。由於時間比較緊張，梁先生與我共同商討，最終決定在我之前經手的粗糙稿本上，進行修改與打磨，並且加上打擊樂編制，形成可供演出的譜稿。想來也很有意思，當初無心插柳，今卻能繁花盛開。過往也曾多次造訪深圳，卻未能在這座年輕、有活力的城市觀賞演出，而第一次在深圳觀演，竟也是聆賞自己參與改編的室內樂版本《英雄的詩篇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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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音樂會的安排很有意思，上半場是肖斯塔科維奇合唱作品《森林之歌》，下半場是《英雄的詩篇》。《森林之歌》，是肖斯塔科維奇在被抨擊創作過於脫離群眾後，作曲家決定以貼合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」的形式回應體制譜就。《英雄的詩篇》是朱踐耳留學蘇聯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的畢業作品，充滿朝氣與想像力，雖然被蘇聯音樂界認可且通過廣播放送，但在朱氏回國後，作品卻被批評「民族化、群眾化不夠」，幾乎失去公演機會。幸好，當時從北京訪滬的時樂濛、胡德風等專家認可了這部作品，發掘作品的高超技巧與深度內涵，才使這部作品有機會在國內亮相。
雖然《英雄的詩篇》得以演出，也收獲一些正面評價，但在「三化」（革命化、民族化、群眾化）的時代環境背景下，作品還是被批評「太洋」，以致於朱踐耳曾在1964年，接連撰寫《一聽就懂》與《關鍵是人的革命化》等文章，做出「自我批評」。遙想距離《英雄的詩篇》問世的前30年，肖斯塔科維奇因第三、第四交響曲，與第一鋼琴協奏曲、大提琴奏鳴曲，以及歌劇《姆岑斯克郡的麦克白夫人》的創作，被蘇聯官方譴責「內容意識極度不良，完全不符合『蘇維埃音樂』的標準」，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被禁止演出，直到1937年以第五號交響曲《革命》作為「對黨的批評的回應」。二戰勝利後，在1948年，肖斯塔科維奇二度受到蘇聯官方的譴責，作品被禁演、教職被剝奪，直到作曲家通過「傳統的方法」寫成《森林之歌》，才逐漸被蘇聯官方解禁。
雖說第五交響曲、《森林之歌》等作品，是肖斯塔科維奇認為較為傳統且「俗套」的創作，但是從我們的視角來看，那也是足夠偉大了！畢竟，俄羅斯與歐洲文化緊密，有很長久的發展，再怎麼「俗」，也是有著不少底蘊。至今，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五、第七交響曲，仍在世界各國長演不衰。相比起來，朱踐耳面臨的環境，要艱苦得多。由於音樂文化環境發展的情況不同，相對於豐富織體、和聲的藝術創作而言，所謂的「群眾化」路線，更多的是凸顯單旋律的歌曲，無論是鋼琴、手風琴還是樂隊伴奏，都只承擔著如同吉他掃弦一樣的功能和聲，人們更注重的是旋律起伏是否錯落有致，歌詞是否符合情緒或思想需要，而忽略了其它聲部應該發揮的化龍點睛效果。所以，即便朱踐耳有那麼多藝術創作，但到今天，他被上演次數最多的作品，還是那首革命歌曲──《唱支山歌給黨聽》。
環境、路線的差異本無對錯，也不能說注重歌曲旋律就不好。但是，如果能增加聽覺的體驗，促進聯想，體察到更加抽象、高深的情感或思想，那不是更好的事嗎？在中國，以「交響曲──大合唱」為體裁之創作，是冼星海1941年在莫斯科修改《黃河》時的嘗試，但他大量運用印象派的技法，也被一些人批評不夠「親民」，使得現在人們只能演唱1975年由中央樂團「修改」的版本。朱踐耳也是在莫斯科，用「交響曲──大合唱」為毛澤東詩詞開展音樂創作，融入了大量的情感想象，音樂間表現出了樂觀進取的精神，讓我們拓展了聽覺邊界，誘發更多的深度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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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觀眾的角度來說，深圳歌劇舞劇院合唱團《勝利的回響》無疑是精彩絕倫的。合唱團以有限的時間，排了兩部大型作品，且這兩部作品已不是單純的合唱曲目，而是具有「交響」結構的曲目，屬實考驗指揮、歌手、樂手的能力。雖然受限於資源，沒有大型樂團參與演出，但以室內樂的形式呈現，更能讓觀眾聆聽到合唱方面細緻的表達，這種體驗與樂團版本截然不同，亦使人感到新奇。
印象最為深刻的，是合唱團的音色極為統一，乾淨且漂亮，當「赤橙黃綠青藍紫」一句被優美地唱出，我突然感動地想掉淚。高潮部份，有力量、有厚度，但不像很多團隊那麼生硬、暴力，耳朵所聞，皆是鮮活生命。合唱團就像深圳這座城市一樣，富有清新活潑，奮發進取的氣概。於是，我十分羨慕深圳的樂迷、觀眾。指揮牟文昊的努力功不可沒，從排練到演出，我見到他下足功夫，準確地詮釋這兩部作品的音符，且每一個提示手勢都清晰明確，一點不落，這或許也是演出能在短時間能妥善成形的有力原因。
爬梳史料，《英雄的詩篇》自問世以來，正式演出大約只有五或六次，皆在京滬要地，也就是說，這部作品的第六或第七次演出（室內樂版本的首次演出），就是在南方鵬城，這是足以被載入史冊的重要事件。深圳的海納百川、包羅萬象，讓我們不用再忌諱作品是否「太洋」而需要雪藏，反而以城市中的青春氣息，為作曲家年輕時寫的青春作品，繼續提供養份，使之延續生命。或許，有一天眾人終於認識到，原來作曲家沒有脫離群眾，而是把他的藝術想象力全部獻給了群眾，讓我們都有著更好的體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