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就讀初中時，聆聽到《黃河大合唱》與鋼琴協奏曲《黃河》的CD，才知道冼星海大名。而在探索《黃河》樂譜的過程中，則開啟了我的學術研究歷程，也重新拾起了對音樂的喜愛。在進行學術研究的過程中，不免需要翻閱大量文獻材料，因此早就拜讀過左先生對於冼星海在蘇聯的相關事跡考證論述，對認識冼氏生平有很大助益。
對於涉及冼星海的研究，這些年來，我目前主要做了兩件事：其一，整理校訂1941年冼星海莫斯科配器的交響合唱《黃河》，並在2015年由上海愛樂樂團首度演出。其二，入職九江學院後，我編著了《冼星海年譜》。這期間，我曾經因為原始樂譜出版的事被冼氏千金冼妮娜罵過（說我要竊取《黃河》所有權）；2021年西北民族大學召開《黃河》研討會時，我也被嚴良堃千金嚴鏑罵過（說我不懂歷史，不尊重大陸音樂工作者，不應該浪費資源讓公辦樂團演奏原版《黃河》云云）。後來，也沒人請我去參加相關研討會了，甚至我一聽到「冼星海」或「黃河」幾字，彷彿出現了輕度的PTSD，心悸、煩燥。
因緣際會，通過微信認識遠在莫斯科的左貞觀先生，偶爾電話交談，我才知道他因涉足冼星海研究而被罵的資歷，比我早了太多！只因左先生最早披露了，冼星海在蘇聯期間，有一位俄籍妻子。
當然，最初讀到左先生相關的考證論述，我也是有些驚訝的。畢竟，對於一位著名的、偉大的人物，我們總會對他有著純粹的道德期盼。可是，冷靜一想，當年許多隨國民黨從大陸到臺灣的老兵，可能原本在大陸也有髮妻，但後來返家無望，只得在臺灣又與另外女子結婚，難道能說這些被迫離鄉背井的老兵道德低下嗎？這只是大時局下小人物的無奈吧。
在編著《冼星海年譜》時，我便留意到關於冼氏晚年的事跡資料較少，篇幅略顯單薄，只是暫無新事證出現，只得期待有朝一日再行補充。孰料，這個「有朝一日」很快便來到了！左貞觀先生近期在俄國出版的《冼星海在蘇聯》一書，很好地讓我們知道了冼星海在蘇聯的創作、生活、情感情況，鋪陳以冼星海為核心的中外音樂文化交流，甚至也推測了冼氏最終無法返回中國的原因。有些內容是第一次揭露，能對於冼星海晚年生平做出完整、清晰的描繪。
《冼星海在蘇聯》與現在國內琳瑯滿目的「小說式傳記」作品不同，書中既能呈現一段段冼氏事跡，親切易讀，卻又能處處見到真憑實據佐證，讓人知道書中所言皆其來有自。早些年，我還很有熱情地把各種冼星海傳記著作買來看看，後來覺得那些「敘事」簡直難以下咽，搞得後來我也不大願意再購買相關新出著作了。但是，《冼星海在蘇聯》一書，絕對是對於冼氏生平有興趣者，需要購買且必須閱讀的書籍。
觀察私下交往，左老師的談吐是溫柔、儒雅的；閱讀文字，左老師的筆墨是淡雅、客氣的。左老師也留意到1951年第9期《蘇聯音樂》的一篇文章，中國出版的《冼星海專輯》等文獻將譯者標示為「黃循」，實為冼氏俄籍妻子以「黃訓」之名撰文，在我看來，這是明顯有意避諱，不過左老師僅言「有些中文資料中被翻譯成……」相當冷靜。左老師也更加包容各家觀點，除非有些論調出現明顯事實錯誤，才以證據反駁更正。我想，自己還更需要學習左老師的治學方法與論述氣度。
若要說較為惋惜的，恐怕是書籍篇幅還不滿足於研究者的好奇心，有些問題似乎還有待未來深掘。在閱讀完《冼星海在蘇聯》後，我心中又萌生了一些疑問：
一、冼星海晚年創作風格似乎變化很大，是否有外在或內在因素？像《黃河》或兩部交響曲，總被認為說難以演出，但他在哈薩克斯坦為葉謝托夫歌曲譜寫的伴奏，卻又顯得相當「正常」，甚至與他自己寫的藝術歌曲風格不大一樣。
二、蘇聯音樂界對這位中國同行，到底抱有什麼態度或評價？從許多文獻上來看，像穆拉杰里、施涅爾松等人對冼氏的評價還是比較正面的，但他們肯定也接觸過被現今許多國人認為「很有缺陷」的冼星海樂隊作品，那麼他們的正面評價是發自真心或是客套？
三、俄羅斯音樂界後來是否還有關於冼星海的研究或論述？與最初有哪些改變呢？
當然，這些問題，也未必急需在《冼星海在蘇聯》一書中呈現，可以等待後續考查，進一步完善。畢竟，《冼星海在蘇聯》就像是一塊重要的拼圖，已經為我們標記出整幅冼星海生平圖像最關鍵的部位，其它細節，自然也會逐步浮現的，只是需要時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