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刊登於《橄欖古典音樂》雜誌總第二期，2016年7月。）
※外交失敗，民歌卻西傳
若問哪首中國民歌較能「代表中國」？或哪首中國民歌在華人範圍乃至於全世界最為流行？雖暫無人對此二題作過科學統計（實則命題並不精準，無法確實計量），但若說答案是〈茉莉花〉，應未有太多異議。日常所見，我國無論稚童或白叟，哼上幾句〈茉莉花〉的曲調，甚至流暢唱完，簡直易如反掌。
實際上，〈茉莉花〉並不是單一特定的音樂所指。在我國音樂發展歷程裡，被稱作〈茉莉花〉的曲調相當多，且各版本源流之說法紛紜。目前廣為流傳的，是源自〈雙疊翠〉（後稱作〈鮮花調〉）的江淮一帶民歌版本，也就是浦契尼（Puccini）歌劇《圖蘭朵公主》（Turandot）中大量引用的調子。
此外，江蘇也有另一版本〈茉莉花〉，據傳由新四軍藝術工作者何仿採集，現常出現於蘇州彈詞的返場演唱，楊鴻年亦曾編成童聲合唱曲，且被關迺忠用於民族管弦樂曲〈管弦絲竹知多少〉作為主題。另河北南皮、黑龍江、寧夏、四川等地，也有名叫〈茉莉花〉的民歌。
源自〈鮮花調〉加工演化的〈茉莉花〉，之所以能馳名中外，或許與歐洲人較早接觸認識有關。1792年，英人馬戛爾尼率領使團出使清朝，慶賀乾隆八秩誕辰，1973年使團終於抵達，在眾所周知的禮儀爭議後，終獲乾隆接見，英方先是贈送珍貴國禮，再向中方提出開放口岸等七項要求，乾隆見狀，仍以禮儀問題為藉口，將其一行人沿京杭大運河，轉赴廣州送走。
英使團副使家族的希臘文、拉丁文教師惠納（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，錢仁康譯作「希特納」），應邀加入訪華行列，在行程中欣賞到〈茉莉花〉曲調，甚是喜愛，因而帶回歐洲，並記載於使團財務總管約翰‧巴羅（John Barrow）撰寫的《中國遊記》（Travels in China，1804年出版），曲名標作「MOO-LEE-WHA」。但在《中國遊記》發行的前十年，1795年，居於倫敦的德國作曲家卡爾‧坎姆布拉（Karl Kambra），便已將〈茉莉花〉與同是中國民歌的〈白河船工號子〉改為鍵盤樂器曲。
↑《中國遊記》moo-lee-wha。
※充滿想像敘事
或因亮相於世界舞臺，作品能量幸得加持，關於〈茉莉花〉的野史軼聞，也真是不勝枚舉！
2014年11月28日，《解放日報》刊載陳茫撰文〈民歌《茉莉花》起源於明代 本意為反腐〉，表示〈茉莉花〉係明臣常遇春、徐達、沐英，在花園聚會時，根據花鼓戲調子即興演唱的歌謠，以茉莉、金銀、玫瑰三種花卉為喻依，更以茉莉為「沒利」之諧音，編出三段歌詞，用以表態抵抗腐敗誘惑之志。
又傳聞1896年李鴻章出使歐洲，參與法蘭西「萬國運動會」開幕式，在未有法定國歌可展現的情況下，澹定地走到黃龍旗下以〈茉莉花〉曲調改詞演唱，化解了「外交危機」，獲得在場觀眾報以「雷鳴般的掌聲」，煞時李中堂成了「誓死撼衛祖國與民族尊嚴的老人」……
筆者孤陋寡聞，翻查諸多文獻後，始終未能找出關於這些敘事的第一手可靠材料。而《中國遊記》記載的〈茉莉花〉歌詞譯音，僅有歌詠不特定之鮮花與茉莉二段，並無涉及金銀及玫瑰花之段落。一首短小的民間歌曲，竟使本民族的敘事力、想像力激增，也不失為一項奇跡！
※「世界之窗」音樂盒
2015年8月，「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」在羅娜小學校長馬彼得的帶領下，開展歐洲巡演行程。這支以臺灣高山原住民族學童為組成份子、擅長演唱質樸豪邁原住民族音樂的團體，在傳媒的推動下，已是臺灣亮麗的文化名片，亦是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傳承者、發揚者。
這些有著清亮嗓音的孩童們，代表著臺灣原住民族，遠赴維也納等歐洲名城演出時，曲目亦選擇了無伴奏童聲合唱〈茉莉花〉。孩童們身著原住民族傳統服飾，皮膚黝黑，純真地唱著漢族民歌〈茉莉花〉，確實好聽，但回頭一想又好像感覺哪裡怪怪的……？
這恰恰顯示出〈茉莉花〉所具有的特殊性質：它已成為歐洲視角觀看（或曰「想像」）東方時的一個刻板印象。當「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」旋律響起，原本欲格外表現的地域、民族、血統，反而更加模糊，聽者並不特別考究這條旋律到底產自六合、揚州、天長、泰州還是何處，也無所謂曲調的文化背景是否屬於「漢族」，尤其是歐美人士，聽到這樣的音樂時，腦中能浮現一個似懂非懂的概念──「東方」！
像遊客造訪「世界之窗」（或臺灣新竹的「小人國」）樂園一樣，見許多人工仿造的模型，卻相信自己能夠認識當地風土民情，殊不知這種走馬開花，所覽僅是粗糙縮影。〈茉莉花〉正是聽覺感官的「世界之窗」陳列品，整座樂園裡，此曲代表著中國，或整片東亞。
據《浦契尼的圖蘭朵》 一書記載，1920年代，浦契尼創作《圖蘭朵公主》之前，在曾任意大利駐華領事的友人法西尼（Fassini）宅邸，聽到自中國帶回的音樂盒、播放出數段五聲音階東方色彩的音樂，其中便有〈茉莉花〉旋律，於是用之。美籍旅意音樂學者魏弗（Willian Weaver）於1970年代找到法西尼夫人，發現仍由她保存的音樂盒完好，使此「音樂盒素材」說法有所依據。音樂盒，正是提供各種聽覺想像的玩具而已。
（當時音樂盒屬於奢侈的洋玩意兒，為何自中國帶回？又是哪裡製造的中國曲調音樂盒？筆者暫無法深究。）
↑日本《月琴樂譜》中記載的清樂「抹梨花」。
又筆者不厭其煩地，稱〈茉莉花〉被視作整片東亞的模糊印象，亦有所本：首先，在日本江戶年間，〈茉莉花〉便傳至東瀛，改稱作〈抹梨花〉，其工尺譜記載於《月琴樂譜》等文獻中。其次，維也納作曲家約瑟夫‧施特勞斯（Josef Strauß）於1862年參加沙俄「沙皇村鐵路」（Tsarskoye Selo Railway）通車二十五週年慶典時，結識日本使節，約瑟夫受邀創作，寫就一首〈日本進行曲〉（Japanesischer Marsch） ，其中所使用的主題正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〈茉莉花〉！其中，還滲入日本國歌〈君之代〉（君が代）的音調。
相較於《圖蘭朵》中引用的〈茉莉花〉表中國意象，約瑟夫的〈日本進行曲〉，竟然「捷足先登」用作象徵飄揚的鮮紅太陽旗……在不明就理的歐洲人眼裡，〈茉莉花〉所代表的地區民族並不清晰，反正音調色彩總歸聽起來，是「像」那片神祕東方的。
↑约瑟夫‧施特劳斯《日本进行曲》。
※成為標籤，處處出現
中國人民或許要感謝浦契尼，正是他遺留下來那部頗富盛名的歌劇《圖蘭朵公主》，使〈茉莉花〉與中國意像之間，劃上牢不可破的等號。其實，浦契尼歌劇佳作很多，《圖蘭朵》僅是其中之一；又《圖蘭朵》引用或獨創的東方色彩音調也很多，〈茉莉花〉亦僅是其中之一。
弗蘭科‧阿爾法諾（Franco Alfano）根據浦契尼未完稿續寫的《圖蘭朵》後段，以〈今夜無人入眠〉（Nessun dorma）旋律之再現為高潮結束，代表在其他藝術家眼裡，這樣的原創詠歎調才叫「藝術」、值得發揮。但誰叫〈茉莉花〉的傳奇色彩那麼濃郁呢？現在許多華人觀眾，在浦契尼種種的精彩藝術創作中，耳朵卻僅格外專注這段熟悉的中國民歌。
浦契尼將〈茉莉花〉與中國意像牽連，並非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之事，無獨有偶地，在《圖蘭朵》誕生之前及之後，亦有作曲家將〈茉莉花〉編成西樂演奏曲，並用作表現中國風格。
俄國作曲家阿連斯基（Anton Stepanovich Arensky），於1890年創作鋼琴作品〈中國主題練習曲〉（Etude sur un theme chinois, Op. 25 No. 3），以蕭邦式的音階炫技開始，中段糅入〈茉莉花〉主題，反覆一次未盡，再重現音階起伏。雖然如此銜接有種天外飛來一筆之感，音樂語匯在中西之間激蕩，是相當靈巧可愛的小品。
澳大利亞作曲家格蘭杰（Percy Aldridge Grainger），於1935年完成一首鋼琴曲，名字稱作〈Beautiful Fresh Flower〉（名稱可中譯為〈美麗的鮮花〉，但上揚唱片依照原曲素材譯為〈茉莉花〉），全作亦可視為針對原曲的和聲編配，使之適合於鋼琴彈奏，並未改動旋律結構。後來，此鋼琴曲又被他人改成鋼琴及弦樂團合奏曲。
上述二例曲目，一併收錄在臺灣鋼琴家林佳靜（Jenny Lin）於千禧年赴瑞典錄製的《中國風》（Chinoiserie）專輯 。「中國風」一詞，可追溯自明代中晚期，歐洲傳教士及後來的貿易商旅來往東西世界，將不少中國玩意兒（尤以瓷器為多）帶回歐洲，受到熱烈追捧，但因進口瓷器太貴，歐人便依樣畫葫蘆，造出「中國風」的青花、紅龍瓷，遠看倒像那麼一回事，可一旦細觀，歐式圖騰仍然醒目。
林佳靜《中國風》專輯的進口商插頁裡，介紹文案起首便拋出疑問句，同時作為本專輯內容的核心要旨：「想知道西方人如何開待華人世界？」有趣的是，收錄於《中國風》專輯中，與浦契尼《圖蘭朵公主》取材相同故事、由意大利作曲家費盧西奧‧布索尼（Ferruccio Busoni）於1907年創作的鋼琴曲〈圖蘭朵的女人世界〉（Turandot Frauengemach），採用的主要歌謠素材，竟然是傳統英格蘭民謠〈綠柚子〉（Greensleeves），布索尼與約瑟夫一樣，在音樂創作中開了民歌與地域之間、張冠李戴的玩笑。
※儀式徵用與文化炫示
〈茉莉花〉作為西傳後多被引用的特例，知名度激增，也使這首通俗的中國地方民歌，地位急速攀昇，甚至具備雅樂功能，屢次在重要的國家慶典、外交儀式上展現，不但作為國家文化的標識物，亦成國家文化的炫示品。
1949年後，中國大陸是不演《圖蘭朵公主》的，有司認為劇情醜化中國形象。但在改革開放後，尤其當政者喜愛西方古典音樂，《圖蘭朵》又以飽含中國元素之故，始於大陸地區公開演出。1999年張藝謀執導的「紫禁城版」，中外團隊聯手斥資一千五百萬美元製作，服裝、場景華美富麗，劇末顯示出的大型字牌對聯「四海昇平，翠幄雍容探六籍，萬方玉帛風雲會；萬幾清暇，瑤編披覽惜三餘，一統山河日月明」相當氣派。之後，《圖蘭朵》反倒成為在中國頗受歡迎的西方歌劇作品，甚至成為大陸藝團的常演劇目。
2012年，筆者有幸在臺中觀看同樣由張藝謀執導、中央歌劇院製作，修改自紫禁城版的「大型戶外景觀歌劇《圖蘭朵公主》」，劇末依然出現「一統山河日月明」字牌，當中的意義內涵變得更加複雜了。不管如何，時空環境的改變，《圖蘭朵》的流行，亦加速〈茉莉花〉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經典，並另挪它用。
1997及1999年，香港、澳門回歸中國的政權交接儀式上，中國政府代表團入場時，軍樂隊均演奏〈茉莉花〉，用以表示中國重要政治力量抵達現場。而香港特區成立慶典上，重磅節目是譚盾特別創作並指揮的《交響曲1997：天、地、人》，該作第二段〈天〉中，出現由馬友友擔任大提琴獨奏、亞洲青年管弦樂團、葉氏兒童合唱團及中華編鍾樂團，所聯袂表演的〈茉莉花〉。
2008年北京奧運時，譚盾又根據〈茉莉花〉改編成頒獎樂，名作〈金聲玉振〉，將〈茉莉花〉旋律放寬拉慢，配上穩重的編鍾音色，莊嚴肅穆。2010年於上海舉辦的世界博覽會，開幕式第二部份「江河情緣」的第一首音樂，即是管弦樂團演奏的〈茉莉花〉。而世博閉幕式時，又安排外國友人群體獻唱〈茉莉花〉的橋段。
以上諸例，顯示〈茉莉花〉符合政權用於朝賀、宴饗等雅樂功能，且為貼近雅樂「中正和平」之傳統，藝術工作者便將原作速度趨緩、節奏工整，且常與古代宮廷使用的禮儀樂器編鍾音色混搭雜交。香港學者余少華《樂再顛錯中》 一書，以《交響曲1997：天、地、人》為例，認為音樂加入編鍾的音色有「君臨天下之寓意」，同時質疑在如此重要的當代國家政治慶典，出現編鍾音色是否合適。
著名民族聲樂女高音宋祖英，2003年假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辦個人演唱會，伴奏及合唱陣容強大，轟動一時。是場演出，開篇曲目即是〈茉莉花〉，隨後搭配中國各地民歌、西洋藝術歌曲、革命歌劇選段及愛國歌曲演出，力圖展現中國音樂的豐富內容及表現實力。〈茉莉花〉作為第一首音樂，無疑是在金色大廳這樣重要的歐洲文化場域，進行中國文化的華麗炫示，即便所選用的曲目內容較為刻板、通俗。
※出口轉內銷
當西方世界這位「盲人」，透過〈茉莉花〉一曲，試圖摸清中國這頭「大象」時，吾人便格外重視這首江淮民歌，畢竟能夠成功的西傳，甚至經常演出，實屬難得不易！未料，我輩竟成邯鄲學步，彷彿忘卻身邊類似的無形文化資產千千萬萬，最終卻與老外們一樣，視角聚焦一曲〈茉莉花〉。
當今中國民族音樂界，涉及〈茉莉花〉素材的運用，可謂泛濫成災！好像沒來個兩句，便不是民樂似的。2004年，趙季平教授完成民族管弦樂《和平頌》，全作五樂章，分別為〈金陵‧大江〉〈江淚〉〈江怨〉〈江怒〉及〈和平頌〉，末樂章配有無歌詞合唱，作品用於紀念南京大屠殺慘案。在《和平頌》中，趙季平將〈茉莉花〉變奏，微調旋律、貫穿全作，用作江南景緻與追求和平的象徵。據趙季平自敘，此曲係為祭奠南京亡靈並祈求和平而作，那麼某種意義上而言，《和平頌》亦是將〈茉莉花〉旋律雅樂化的範本。
↑2015年9月，香港中樂團演出趙季平《和平頌》。
澳門演藝學院於2009年，委託時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的徐昌俊教授，創作民族管弦樂曲〈融〉。此曲前三分之二篇幅，是很有意思的打擊節奏（且技法運用精彩）、固定低音、各聲部交疊，頗有巧思，似民族色彩且當代風格的〈博萊羅〉（Boléro）。但作品末三分之一前夕，音量放到極弱後，竟出現中速的〈茉莉花〉完整音樂，編配沒有創意，直白暴露，並不特別吸引人。
類似的例子，在各類民樂音樂會，或中國風格的交響音樂會中，屢見不鮮。文化出口本是好事，但若僅售一件商品則顯單薄，更值得省思的，是同件商品竟然開始內銷自用，無視其它更多的好料，豈不是失衡無趣嗎？
※當代中國民歌西傳？
當代中國民歌，或具有中國色彩的音樂，亦多有西傳情況。1973年，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訪華，臨行前，美國RCA公司為樂團錄製交流曲目專輯，包含鋼琴協奏曲《黃河》等作品，及一首由William Smith及Jesse Taynton改編的「民歌」（唱片封套標示為Folk Song）管弦樂，名叫〈陝北──中國工農進行曲〉（San Pei – Chinese Works’ and Peasants’ March）。此曲源自抗戰時期延安的陝北風格的〈革命將士出征歌〉，後來被王震亞改成兒童鋼琴獨奏曲〈工農齊武裝〉，可能是改編版樂譜流傳至美國，費城的作者們才定下這麼特殊的作品名稱。
2002年，美國TELARC發行郎朗演奏拉赫曼尼諾夫（Sergei Vasilievich Rachmaninoff）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的音樂會實況錄音專輯，其中收錄當時郎朗演奏的返場曲──王建中根據唐壁光創作歌曲〈瀏陽河〉改編的鋼琴獨奏曲。當郎朗返場時，向觀眾喊道：「Chinese folk song！」隨之而來的，卻是觀眾們帶有娛樂性質的哄笑聲。（近年，中國鋼琴家亦喜用〈瀏陽河〉作返場曲。）2011年，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，郎朗亦獲白宮邀請在宴席上演奏，曲目亦是民族風味濃厚、但有政治寓意的〈我的祖國〉，引發中外媒體熱論。
同樣是郎朗，2006年DG為其發行《黃河之子》（Dragon Songs，港臺譯為《龍之歌》），除鋼琴協奏曲《黃河》外，又錄製包括〈平湖秋月〉〈對花〉〈楓橋夜泊〉等曲目。著名鋼琴家李雲迪亦不甘示弱，2011年EMI為其發行《紅色鋼琴》（Red Piano）專輯，同樣是《黃河》搭配多首民歌，如〈瀏陽河〉〈康定情歌〉〈雲南民歌五首〉〈我的祖國〉等。這些專輯在世界上流通販售，既成為中國鋼琴家表現市場區隔的特色曲目，也成為歐美人士獵奇中國風貌的入門拉洋片。
↑《黃河之子》與《紅色鋼琴》專輯封面。
不同文化間的交流，迸射出的火花仍然可期。前述〈茉莉花〉之例，在歷史的機緣下，極其普通的草根旋律成為世界經典，或許是當初一方水土黎民百姓隨口哼唱之後，始料未及的，而作品的質變與地位高舉，也造就音樂階層的流動，不失為一種創造嶄新可能的管道。當然，民歌與異質文化交流，無非是進行一場角力，甚至是政治鬥爭，即便那是曖昧的軟調拉拔。
這當中最重要的，是應思考我們能否擅用民歌西傳、文化交流的過程，真正提昇吾族吾國藝文的質感與層次？如果只是中一次頭彩，便坐吃山空啃老本，那毫無長進的結果，得不到沉澱與積累，那將是文化建設的大幅崩壞。
註：本文列舉之部分案例，仰賴作曲家梁爽先生鼎力協助提供，特此感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