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刊登於上海交響樂團《音樂地圖》雜誌， 2016 年第 4 期，欲瀏覽電子雜誌請按此處。）
【「能聽得懂，感到有趣」】
2014年9月26至27日，香港管弦樂團演出「國慶音樂會」，以鋼琴協奏曲《黃河》及數首中國藝術歌曲為主要內容，引發香港樂評人朱振威在其網誌上批評：「回顧近年國慶音樂會曲目，其實看不出有甚麼焦點或心思，要麼西方經典（德伏扎克出奇地頻頻出現）搭上一兩首『西方認識的』中國作曲家作品，要麼就是一堆中國小品或搭上《黃河》或《梁祝》。我不禁想學蘇絲黃（按：香港著名電視主持人）說一句：『你夠膽演丁善德《長征》，我就夠膽入場！』」
↑2016年8月1日，上海歌劇院演出《長征組歌》，並有《長征》交響曲選段。
2016年，時值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」80週年，循例，相關「主旋律」曲目應將狂演特演！回顧2015年紀念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，各處皆有《黃河大合唱》或抗戰歌曲連番「轟炸」，反觀今時，有興趣奏響《長征》的樂團卻寥寥可數。若為呼應政治主題舉辦節目，不少主辦單位則選較通俗的《長征組歌》，或擇革命歌曲作為主打，更多主題明確、藝術價值較高的篇章，遭冷落或雪藏。
不免恐懼，大眾對中國音樂的創作認識理解，或許相較老外所差無幾了。除《黃河》《梁祝》以外，攤開各樂團常演國產曲目，《紅旗頌》《春節序曲》《茉莉花》……數十年文藝積累，豈只於斯？
丁善德（1911-1995）出生於江蘇崑山，幼年受民俗鑼鼓及江南絲竹啟蒙而喜愛音樂，少時於上海國立音樂院學習，師從多位名家，成為中國音樂史上首位灌錄唱片的鋼琴家，1947年赴法國巴黎音樂學院進修，學成歸國後執教於上海音樂學院。丁氏作品數量並不龐大，但觸及體裁豐富，涵蓋獨奏曲、室內樂、藝術歌曲、交響合唱、管弦樂曲及交響曲等。1961年冬季，丁善德完成的第16號作品──《長征》交響曲，是其唯一一部交響曲、亦是對丁氏及中國當代音樂史來說頗為重要的巨磅華章。
↑丁善德（1911-1995）。
第一批聽過《長征》的觀眾，多有正面反饋。1961年，《人民音樂》刊載錢仁康所撰〈聽《長征交響曲》〉，錢氏聆賞完首度發表的《長征》前三樂章後，評價稱：「由於音樂形象鮮明生動，表現手法平易近人，因而使交響性和群眾性獲得了統一。」1962年《人民音樂》，登〈祝《長征》交響樂誕生〉一文，作者是曾經參與過「長征」、並連聽兩場全本五樂章《長征》發表的李志明，他說道：「像我這樣過去不喜歡交響樂的人，能聽得懂、感到有趣，這就是《長征》交響樂創作成功的一個標誌。」
暫不論究竟到什麼狀態才叫「聽得懂音樂」，一齣新作品誕生示人時，學界與一般觀眾都能給出好評，顯示作品本身並不艱澀深奧，應當兼具理論性與可聽性，然隨時代演進，作品原本能量卻逐步衰退，令大眾陌生。今趁《長征》交響曲再度登臺，吾人可好好回顧作品在中國當代音樂史的意義。
【響應號召，不只是應卯】
《長征》的出現，因人推波助瀾，與中國現當代文藝政策有很大關聯。在1949年以前，與國民黨「買辦文化」與「風雅文化」相反，中共以改造庶民文化作為宣揚政策的手段，執行地相當澈底及有效，尤其在延安時期，以魯迅藝術學院（後改稱「魯迅藝術文學院」）的短期勞動學習體制，促使有志文藝者得以鑽研並實踐。
1942年毛澤東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〉的發表，「為廣大人民的文藝」（實際為「工農兵文藝」）說法橫空出世，中共文藝的「群眾文化」、「革命文化」方針亦見成形。為求摸索而得實踐、歸納理論成為政策，直通車似的演進過程，為往後的大陸文藝工作者（或團體），載向不同往昔的發展軌道。
文藝與革命相扣，僅是粗糙方向，究竟具體該怎麼做，仍待尋覓最佳解。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，在法國學成的丁善德，帶著《新中國交響組曲》總譜，以及巴黎音樂學院的對位、作曲、賦格三張文憑，取道香港、天津，抵達北京並找到李德倫，欲將滿腔熱忱獻給甫成立的新政權，無奈當時北京尚無編制完整且技術可靠的樂隊，丁善德只好於9月回到上海。最終，富華（Foa）指揮上海交響樂團，於1950年元月首演了《新中國交響組曲》，是為「共和國交響」之濫觴。
隨後，因上海外籍藝術家逐漸離去，致使人才空缺，丁善德任教於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時，須同時開設多門課程，並撰寫教材，除部分小品以外，無暇成就大型曲目。直到1958年，事情有所轉折，也讓這位本來未受延安氛圍影響的「海歸」作曲家，歸隊「革命」範式。
1958年春，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號召各作曲家們，齊心創作革命題材「交響樂」。陳毅認為，即便全中國人民都喜京劇，仍遠不如全世界聽交響樂的人口多，若國內文藝工作者能將「英勇的革命鬥爭歷史」譜寫成交響樂，且讓「世界各國的交響樂隊都可以演奏」，便成理想的宣傳利器！陳毅亦曾於法國勤工儉學，或對西方文藝有所涉獵，方能提出如此富有遠見及品味的想法。而陳毅此番號召，透過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開的創作會議，傳達予申城的文藝工作者們，從而引發一波創作風潮。
↑丁善德《長征》交響曲總譜（圖片取自「孔夫子舊書網」）。
因陳毅所言而產生的交響曲作品，目前可知有三齣：最早完成的，是王雲階於1959年為慶祝建國十週年所寫的第二交響曲《抗日戰爭》，共有四樂章：〈抗戰〉〈回憶〉〈到敵人後方去〉及〈歡慶勝利〉。其次，是施詠康於1960年完成的第一交響曲《東方的曙光》，以四樂章〈曙光〉〈武裝起義〉〈悼念〉及〈井崗山〉，刻劃中共革命史。而第三齣，即是丁善德所作《長征》。
1958年夏季，丁善德完成大合唱《黃浦江頌》之後，於11月起隨施詠康、黎英海赴贛採風，訪問老紅軍、蒐集民歌素材，後又獨自從分宜縣前往桂林、遵義，力圖親自走上「長征」之路，直到隔年2月才返滬，並在暑假空檔規劃架構、著手寫作。費時一年，前三樂章〈踏上征途〉〈紅軍，各族人民的親人〉及〈飛奪瀘定橋〉脫稿。
1960年秋季，完成半部《長征》的丁善德，為妥善補全作品，又到川、陝一帶體驗生活。俟1961年初，丁善德返回上海後，繼續於暑假期間密集創作《長征》第四、五樂章，即〈翻雪山，過草地〉與〈勝利會師〉。同時，第二屆「上海之春」安排由黃貽均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出《長征》前三樂章。是年冬，《長征》五樂章殺青，於1962年第三屆「上海之春」由原班人馬盛大公演，隨即錄製唱片、出版總譜，北京中央樂團亦有演出。
算下來，丁善德為陳毅的一句話，將革命事跡以交響樂呈現、傳播至全世界，費八個月時間跑遍大半中國，再花超過一年的時間將所得素材及個人樂思，落實於五線譜紙上。這部《長征》交響曲，可非敷衍應付、交差了事，而是丁善德誠意十足的嘔心瀝血之作。
【無法迴避的「民族化、群眾化」】
刊載於1961年6月3日《文匯報》，由丁善德所撰的〈《長征交響曲》創作札記──兼談交響樂創作中的幾個問題〉，特意有塊篇幅說明「交響樂的民族化、群眾化」問題，首先認同交響樂創作必須顧及所謂「民族化、群眾化」，進一步提出「在創作中，從旋律音調、節奏音型以及樂曲結構、發展手法等都必須力求具有中國氣派和民族特點；在表現手法上又必須通俗易懂，能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」之方向。
又1986年《音樂探索》第1、2期中，連載丁氏〈我怎樣寫《長征交響曲》〉一文，更具體地講解如何徵引民族元素，達到群眾能夠理解的效果。他說：「一首有特定內容和標題性明確的革命歷史題材交響曲，運用適當的音樂素材，可以增加一定的表現力，使歷史、人物、環境等音樂形象的塑造獲得較好的效果。」同時亦認為，創作時還需要用和聲、複調、配器等手法豐富既有元素，充實作品美感。
觀察丁善德創作《長征》的理念及成果，令人聯想到更早之前音樂界的一樁公案──早在1955年，馬可發表〈冼星海是我國傑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音樂家〉長文，並於隔年出版成書，將曾被毛澤東譽為「人民音樂家」的冼星海，神化至極。但到1957年，上海音樂學院三名學生，汪立三、劉施任、蔣祖馨，聯署發表〈論對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作品的評價問題〉，就冼星海的管弦音樂創作展開相當嚴厲的指謫。
↑2011年，為紀念丁善德百年誕辰，余隆指揮上海交響樂團，演出《長征》交響曲（並有林大葉指揮演出丁善德鋼琴協奏曲）。
例如他們批評冼星海第二交響曲《神聖之戰》，稱：「星海同志企圖運用主導動機手法來表現一些史實。我們認為他在主導動機的處理上存在很大的問題；他企圖僅僅依靠一些現成的音調（例如《國際歌》，英、美國歌等的音調）去引起聽眾的聯想，而沒有結合著其他的藝術手法去共同塑造完整的感人的音樂形象。……」並認為部份素材過於零散，使聽者難以辨別，又道冼星海的管弦音樂創作，充其量是「拉洋片」或「政治論文」。
此文一出，引樂界嘩然，姚牧、韓中傑、王雲階接連撰文駁斥，維護冼星海形象。汪立三等人雖再撰文辯解，但此事已自美學批評上綱成政治案件，汪、劉、施三人終被劃為右派，下場慘烈，此後無人敢再妄議此事。
先不表冼星海的創作手法有無問題，但大量徵引現成音調、如實表現敘事情節之方法，卻被奉為圭臬。最明顯的例子，就是當時「冼星海評價問題」筆戰中，反擊力道最大的王雲階，其第二交響曲《抗日戰爭》中，多引抗戰歌曲組織全作，如：〈松花江上〉〈義勇軍進行曲〉〈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〉等，甚至第三樂章〈到敵人後方去〉實為冼星海原作歌曲的管弦樂變奏。
↑丁善德《長征》交響曲總譜（圖片取自「孔夫子舊書網」）。
《抗日戰爭》總譜前，孟波所撰序文稱：「音樂素材選擇的恰當與否，僅是交響樂作品是否成功的因素之一。……雖然在某些部分還存在著某些缺點或不足之處，在某些手法的運用上也還有值得探討的地方，但總的說來，它還是比較深刻地概括了這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。」這段曖昧的言語，既懷疑過多徵引現成音調的手法，也間接承認這是當時不得不為的作風。而此作風，業已擴散至今，或為主流。相較於《抗日戰爭》還能在有關時節亮相（2015年上海愛樂樂團曾演選段），同一時間、同一情境下產出的施詠康《東方的曙光》，雖然較具原創性，但也因其平庸，而逐漸淡出觀眾視野。
所幸，丁善德有雄厚作曲功底，在揉雜各音樂素材的處理上，頗有見解。在《長征》中，可見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〉〈打碎國民黨的烏龜殼〉〈哈達獻給毛主席〉〈咱們領袖毛澤東〉等革命歌曲，以及瑤、苗、藏等少數民族音調，但呈現得渾然一體，未予人有生搬硬造之感。在諸多創作框架限制下，《長征》能流露弘大敘事的氣派，又不失聽覺感官的審美刺激，在共和國初期的一批音樂作品中，已屬佳作，令人佩服。
【對《長征》的批評與作品版本】
《長征》交響曲雖多獲美言讚賞，但非毫無招致批評，只是有些評語既難解又矛盾。刊於1962年《人民音樂》第8期，游忠撰寫的〈我看交響樂《長征》〉，基本上肯定作品價值及效果，但不滿於作品過份引用現成音調、缺少變化，且認為〈飛奪瀘定橋〉寫得過於輕快詼諧。然前引李志明文章卻認為，作品中徵引的音調「聽起來容易接受」，但「聽起來嫌長，在結構方面感到有些鬆散」，並「主張把如訴苦和其他一些可有可無的情節刪去」……換言之，一些觀眾希望聽原創，另些觀眾則欲「耳熟能詳」。
有趣的是，丁善德自述〈飛奪瀘定橋〉一章，本以諧謔曲式體裁創作，目的為與迴旋曲式〈紅軍，各族人民的親人〉、慢板樂章〈翻雪山，過草地〉，形成對比。錢仁康亦替丁氏辯解，稱〈飛奪瀘定橋〉表現出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」，集中刻劃「紅軍性格中勇敢、機智、靈敏的一面」。
雖然《長征》的上演頻率不是很高，但仍幸運地出版過數輯錄音唱片。早在1963年，中國唱片為此作發行一套兩張單聲道黑膠唱片，由黃貽鈞指揮上海交響樂團錄製，但受「文革」影響，現存世稀少，筆者曾見某蒐藏拍賣網站出現未成套的單張販售，價格高達人民幣700元。
↑中國唱片發行黃貽鈞指揮上海交響樂團《長征》錄音黑膠（圖片取自「中國收藏熱線」網站）。
1978年，香港唱片公司（HK）發行林克昌指揮名古屋愛樂樂團，演出及排練《長征》的實況錄音剪輯，此版詮釋甚佳，但演奏篇幅卻從原作70分鐘餘，刪至50分鐘左右。此版本的面世，或許打消有些人對《長征》過於冗長的疑慮，但究竟此版本如何形成，過程卻有待考證：一說此版為丁善德自行修改（唱片封套標示「Concert Version」字樣，且2011年上海交響樂團亦曾演過）；另據《黃土地上的貝多芬──林克昌回憶錄》一書中，有林克昌自敘：「我堅持在第一屆香港藝術節演出《長征》（按：1974年3月7至8日，林克昌指揮香港管弦樂團，於香港大會堂演出）……《長征》本有70多分鐘，我嫌原曲太囉唆，動手把它縮減為半場就能演出的版本。」然而，筆者友人近期發現林克昌用於名古屋演出及錄音的《長征》總譜中，即便刪節之段落仍作指揮標記，顯見林克昌與樂隊對作品全本下過功夫，而精簡後的《長征》，正好可置入單張黑膠，減化發行成本，或正為唱片公司所樂見。
↑HK發行林克昌指揮名古屋愛樂樂團《長征》錄音黑膠（圖片取自「中國收藏熱線」網站）。
隨後，又出現福村芳一指揮香港管弦樂團（1983年，HK發行）、余隆指揮捷克斯洛伐克電臺交響樂團（1994年，NAXOS旗下Marco Polo品牌發行）及麥家樂指揮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（1995年，香港雨果發行）等全本《長征》錄音光盤，效果各佔特色千秋，而這些專輯的出版，也稍為《長征》提昇國際知名度。
↑HK發行福村芳一指揮香港管弦樂團《長征》錄音黑膠（圖片取自「中國收藏熱線」網站）。
↑NAXOS旗下Marco Polo品牌發行余隆指揮捷克斯洛伐克電臺交響樂團《長征》錄音CD（圖片取自網絡）。
↑香港雨果發行麥家樂指揮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《長征》錄音CD（圖片取自網絡）。
【善待作品，方能挖掘美感】
《長征》對於丁善德而言，是費時費力、展現自身技藝之作，在〈創作回憶〉文稿中對其描述最多，可見意義非凡。甚至，丁善德一度認為《長征》篇幅還應增加，欲添「四渡赤水」及「遵義會議」情節，甚至於1977年嘗試將原作改寫成六或七樂章。但後來礙於現實，打消念頭，才於1983年將原先靈感與素材，改寫為管弦樂《序曲》，整體聽來像是《長征》第一樂章〈踏上征途〉中，第24-28段套換不同徵因素材的方案（改徵引時樂濛為《長征組歌》所寫的〈飛越大渡河〉旋律）。《序曲》在香港荃灣大會堂，由林望傑指揮香港管弦樂團首演發表，亦彌補丁善德「長征路上」未盡之憾。
《長征》的特殊主題，或許對當代年輕觀眾而言顯得有所隔閡，甚至當年林克昌在香港演出《長征》時，港英政府官員表示不滿，並有日本記者懷疑林克昌是否身為黨員才偏愛此作（實則林克昌並無黨員身份）。1974年，《長征》在香港的演出十分成功，觀眾驚喜連連，兩場演完之後加演三場，皆為滿座，後因劇場檔期已滿才未持續加演。這種情況，恐怕不是純粹的愛國情結或民族主義渲染就能辦到的，作品本身的藝術魅力，亦功不可沒。
↑1964年出版之《長征》交響曲錯誤頁書影。
令人遺憾的是，《長征》非當今各樂團的常演保留曲目，在大陸的影音出版稀罕，市面上也不易購得總譜。1964年2月，音樂出版社曾發行《長征》總譜，但從樂隊編制表始有明顯錯誤（鋼琴Piano錯為鋼片琴Celesta），譜中音符記號問題叢生，但這些訛誤，幾乎毫無改進地被保留入2012年出版的《丁善德全集》中，換言之，經手人可能就沒正眼認真地審視譜稿，遑論局外人會多麼珍惜了。
↑《丁善德全集》第一冊封面。
只能盼望，藉由特殊的紀念年份，重新補充作品能量，讓它早日恢復該有的待遇及地位，而不僅是像橫店道具用過即棄，這也是今人對於過去文藝工作者的勞動果實，應該致以的一份尊重與崇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