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刊登於《難得愛樂》微信公眾號2019年8月14日推送內容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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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作曲家朱踐耳先生，已於二０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仙逝，享耆壽九十有五載。其精彩一生，近八成歲月用於發展音樂創作事業，尤其探索中國交響樂可行道路，成果豐碩、功德無量。
觀察朱踐耳的音樂學習經過，可同步觀照中國新音樂發展中，幾個重要節點的深遠影響力：民國初年，中國逐步接受西化、現代化的生活形態時，朱踐耳開始對西方音樂有所認識，進而產生興趣；對日抗戰軍興，朱踐耳參與救亡歌詠浪潮之中，明確加深其音樂志向；而隨後因內戰及「新中國」建立，由政權、軍隊發展出的文藝工作體制，給予朱踐耳踏上「正規部隊」的契機；再由於曾經「中」蘇友好的歷史機緣，朱踐耳得以在外留學，培養紮實的技術能力；而「文革」期間特殊但蓬勃的文藝創作風潮，以及「文革」結束後各文藝團隊的體制恢復正常，使朱踐耳可以面臨較為實際的藝術生產需求，以及有較為穩定的藝術生產環境，並在動蕩中增加生命厚度、累積創作能量。改革開放後，西方更為前衛、實驗性質的音樂作曲理論傳入中國大陸，在各音樂學院鋪開流行時，朱踐耳又再擁有精進自身能力、強化實力的機會。換句話說，朱踐耳是中國新音樂發展的見證者，也是實踐者。
截至目前為止，朱氏作品已有頗具規模的演奏、錄製、出版、發行經歷，《朱踐耳交響曲集》《朱踐耳管弦樂曲集》《朱踐耳鋼琴作品選》及《朱踐耳作品集》收錄譜稿頗為全面，而朱氏留下的諸多音樂譜稿及錄音聲響，也有不少學者、樂評家、樂迷涉獵討論探究。而朱氏晚年撰寫的《朱踐耳創作回憶錄》，對其創作過程、作品分析方面，亦有相當完整、仔細的解釋與自我反省。若再加上為數甚多的各類論文、紀念文、雜文、採訪報導等，關於朱氏其人其作，實不容易再找到更多空白，供人填補。
如此情況下，透過任何文字書寫，緬懷、總結、評論朱踐耳其人其作，或許不免只是錦上添花。斯人已逝，吾輩應珍惜所留文化遺產，為作者、作品在歷史長河中尋求定位，凸顯價值意義。
在國共內戰的政治激烈動蕩時期，朱踐耳選擇投入共產主義革命，力圖藉由文化藝術壯大革命事業。一九五五年，朱氏獲公派赴蘇聯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進修，其就讀三年級時，自認首部正式管弦樂作品《節日序曲》分別於莫斯科、上海首演，獲得各界好評認可。幾乎與此同時，海峽另岸不同政權的傳媒輿論，有論者綜述大陸地區音樂發展情況時，也已經留意到朱踐耳的存在，並將其歸納至「能寫器樂曲與編曲」的人才行列之中。雖然，礙於政治意識形態緣故，臺灣當局總是對當時大陸文藝發展多有批評觀點，但在相關論述中，也不得不承認朱踐耳等諸多大陸文藝工作者所編創的音樂作品，「很容易為一般廣大群眾所接受」。
一九六０至一九八０年代中期，是海峽兩岸對壘最為分明的時期，雙方政權對各自政治意識形態的堅持仍毫不讓步，難有檯面上的交流往來。但是，從香港等地傳遞出來，各種正版、盜版的大陸書籍或唱片，已悄然進入臺灣，影響一批批知識份子，補充他們對於大陸的各種認識。亦有不少臺灣民眾，偷偷透過短波廣播收聽來自大陸的音樂、戲曲聲音。一九七九年，趁著改革開放的浪潮，朱踐耳譜就女中音獨唱套曲《骨肉情》，其中三個樂章分別是：〈臺灣，你可聽見〉〈中秋月，分外明〉及〈不是夢境，不是幻覺〉，為兩岸未來發展提出美好的想像。
到了一九八０年代末期，並持續到一九九０年代中期，兩岸形勢出現很大的轉變。大陸地區改革開放已近十載，大好景氣一片欣欣向榮；臺灣地區則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命令，社會漸趨自由。一九八八年，大陸地區的唱片終於能透過香港代理商，正式於臺灣地區發行銷售。而在一九九三年，歷經多重機構審批之後，具有濃重政治意義的中央樂團，終於能夠登陸臺北公演，讓臺灣樂迷終於能親耳聆聽著名協奏曲《梁祝》《黃河》（修改版）等曲目。同時期，臺北市立國樂團委約朱踐耳創作，具有前衛實驗風格的民族器樂五重奏《和》在臺北首演，獲得好評。
緊接著，一九九四年元月，陳燮陽率領上海交響樂團，在臺北、臺中舉辦巡迴演出。值得一提的，是年元月四日上交在臺中的音樂會，特地選演朱踐耳的《納西一奇》作為主力交流曲目，對此，《聯合報》記者沈怡曾撰寫一篇專訪〈文化創意人＼從納西族音樂中 朱踐耳頓悟中西技法的共通〉，讓臺灣觀眾從原本僅僅「能寫器樂曲與編曲」的粗糙印象，更能深入具體地認識朱踐耳的風采。
同年，臺灣省立交響樂團在團長陳澄雄的奔走下，力邀多位大陸作曲家參加該團於花蓮主辦的「第三屆中國作曲家研討會」，會中許常惠發表「海峽兩岸五十年來音樂之發展與比較」，亦特別提及朱踐耳《納西一奇》，作為典範案例。朱氏遺孀舒群女士曾口述表示，由於當年赴臺參會名單由大陸有關單位規劃擬定，因名額有限等緣由，朱踐耳並不在名單內，也不清楚是次會議具體事宜；據稱，俟會議召開時，臺灣方面許常惠教授表示疑惑，為何作品出色、名聲遠播的重要作曲家朱踐耳未能一道赴臺？箇中細節，如今吾人也難以清察。
一九九０年代初期開始，兩岸正式交流顯得格外熱絡、往來頻繁，朱踐耳亦曾於一九九二年在昆明舉辦的「第三屆中國藝術節」，聆聽到臺灣布農族的八部合音〈祈禱小米豐收〉。又恰逢一九九五年，臺灣省立交響樂團為慶祝建團五十週年，委約朱踐耳創作為團慶之用，朱氏隨即透過臺灣戴維后教授蒐集民歌音像資料，以此為靈感素材，進而完成四樂章交響詩《山魂》，並在一九九六年七月由臺灣省立交響樂團分別於桃園、臺中首演。可惜當時受限於諸多因素，《山魂》的首演並不算成功，這也成為朱踐耳晚年掛念心頭的一件遺憾，直至臨終前仍有一項期許──希望《山魂》能修改得更好。朱踐耳曾經總結《山魂》的不完美之處，認為主因之一是自己從未深入體驗臺灣高山族生活，無法真正掌握到民族的「魂」。
而就在《山魂》首演之前五個月，朱踐耳亦有機會應臺灣省立交響樂團邀請，於墾丁參加「華裔音樂家學術研討會」，並以「兼容並蓄 立足超越」為題發表演講，闡釋其「合一法」的觀點見解。可惜，因為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間，兩岸之間接連發生幾項重大事件，導致關係轉為緊張，以一九九六年為分界線，兩岸交流互動快速冷卻，甚至一度中止。兩岸關係又低迷許久，直到二００九年十月，已自省立樂團更改名稱的臺灣交響樂團，舉辦「嬉創意．飆音樂──音樂作品決選音樂會」及「當代音樂創作與發展專題座談會」等活動時，才又能邀請到朱踐耳赴臺交流。
幸好，香港的雨果、拿索斯（NAXOS）等唱片品牌，為朱踐耳作品錄製精美的音響，在臺灣廣泛銷售，作為官方交流不足之替代。而在西式音樂體裁以外，經改編成民樂合奏的朱踐耳作品，例如《弦樂三折》《悲調》，以及《天樂》（陳燮陽改編）、《翻身的日子》（彭修文改編），或者是朱踐耳為既有民樂改編配器的《光明行》等，成為香港、臺灣、新加坡等地民族管弦樂團喜愛、常演的曲目，更加充實華人民族樂團的經典、精品作品數量。
千禧年前後，馬友友「絲路之旅」巡迴演出，選擇趙季平《關山月──絲綢之路寫意》、朱踐耳《絲路夢尋》，以及亞塞拜然作曲家法蘭茲阿里薩德的《哈比爾風格》等曲目作為重點內容，在世界各地散播獨特的民族聽覺盛宴，而這一文化事件也廣為當時臺灣群眾知曉。二００四年，上海交響樂團再由陳燮陽執棒來臺演出，奏響朱踐耳第十交響曲《江雪》；二０一七年，余隆率領上交在臺北演出朱氏《節日序曲》，均能獲得臺灣觀眾熱烈迴響。
除講壇傳授、作品表演以外，現今在臺灣學界，亦可見得數篇以朱踐耳《江雪》《玉》《山魂》《第四交響曲》為研究對象的期刊或學位論文，學界觀點也多能認同並贊賞朱氏的創作心思。這說明，朱踐耳及其作品在中國新音樂發展歷程中，突破政治文化藩籬，橫跨海峽地理限制，成為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一項有利因子。
更為難得的，朱踐耳及其作品，是以自身穩健實力，逐漸為眾人所喜愛，並有後進群起學習效法，終能獲得兩岸樂界共識贊賞，才能得到文化層面的高度地位。朱氏曾謂「立足超越」作為音樂創作的基準目標，同時也身體力行進而樹立大家風範，成為深具人文氣質、生命關懷的引領者。上述種種，或是吾輩緬懷朱氏將近一世紀的交響行旅時，不應忽略的弦外之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