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長大的地方

（本文以〈不得志的年代〉為題刊登於《萌芽》2013年6月號，總第595期。刊登版本略有修改，此為全文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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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前陣子，電視報導一則新聞，場景正是「我長大的地方」，但遺憾的是新聞內容並不光彩，卻同時驗證我腦中那塊地方不光彩的印象：

〈女兒遭霸凌！　東海教授告四名小學生〉
東海大學一位英文教授，認為女兒遭同班同學長期霸凌，一狀告上法院，向學生家長提出精神損害賠償，求償一元，被告的學生家長收到法院傳票時非常驚嚇，擔心孩子小小年紀會有前科，希望教授能儘快撤告。……

最近一次見小學同學，是在前往上海看世博前，於北京旅館內上網才意外聯繫到的，他那時在上海交大讀醫學，是我幼時第一次說相聲的的搭擋，而我們這麼久後再次見面，聊的多是當時有多少不順心的人事物。當然，曾有另外幾位小學同學，不只一次地表示，讀東大附小有多麼令人開心，但卻那麼巧，我是那少數冷感的異類。

　　我是小學三年級時，才轉入東海大學附設小學的。曾有同學告訴我，讀「附設小學」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，因為依照體制，義務教育學制的小學都稱作「國民小學」，而「附設小學」四個字則代表不與體制吻合、帶有實驗性質，象徵著風氣開放、育德育才，與一般社會上所見的教學環境，很有不同。不過，其實我在鄉下某國民小學就讀低年級的那兩年，成就感才是很容易獲得的一件事，或許是家庭環境較好，學過一點點鋼琴，還能顯出一點高端氣質。再說，鄉下地方，大伙兒都是一般般，在那座連跑道、籃球場都沒有國民小學，我成績還在班上前三分之一，說不上頂尖，但總不難堪。

　　但我父母所想的，是更為長遠、縝密的考量。若依照當時學區，我可能會邁入當年屬於牛鬼蛇神匯集的不良國民中學（即「初中」），那間國中上報的頻率很高，無非是飆車、打架、砍人……為此，家人發揮古代孟母三遷的精神，在市區另購住宅，望能遷入其他學區（後來才知道該學區的那所國中，也不是好學校）。不過，真正改變我幼時成長環境的主要因素，是父親的工作有了變化。

　　父親自大學中文系畢業後，考入預備軍官，後來成為某高職的軍訓教官，在學校處理學生生活輔導事務，兼授軍訓課程，忽然有一年，我父親接獲命令，將要調派到東海大學任職。據說這當中有個八卦：本來是父親另一位同事亟欲申請東海職缺，但「有關單位」看他不順眼，便故意地將調派命令發給我爸，於是，父親便意外取得這項教官界中多人稱羨、待遇良好的職位了。而也因父親成為東海大學的職員，我可以學雜費半價優待入東大附小就讀。

　　說是半價，其實也不便宜，比起外頭一般的國民小學，學雜費仍多了幾十倍。但從「宏觀」的角度看來，入私立小學不但教學品質有保障、安全、能就近看管，加上社會上也認為私校的格調較高，好似「貴族」一般，在當時經濟狀況、社會景氣不差的前提下，我就這麼踏入東大附小了。說也有趣，在附小四年，後來又讀了附中國中部三年，一共七年時間，我在東海校園裡，比一位本科大學生正常要待的時間，還長上許多。

　　雖說有人說附小是體制外學校，有很強的實驗性質、校風開放，但其實它卻保有許多信仰，甚至其思想薰陶比一般國民小學還要來得嚴謹、濃郁。因東海大學本身是基督教會主辦的學校，附小當然也承襲了宣傳教義的傳統，不但在校歌歌詞中須唱出「基督博愛應記牢」，每週一朝會時，大學校牧室的牧師（同時是我們那一屆某位女同學的家長）也會到校，為我們講一則《聖經》故事。每年底的聖誕節，不但會發放《聖經》，也會提供一種我到現在也不大敢吃的「聖誕糕」，更充滿著與耶穌相關的話劇、音樂表演，期望透過宗教力量，使我們成為「有愛的人」。

↑小學三年級時全班合影，我在末排右二，與家母一塊兒。（此相片引用自同學FB）

　　但很鬼怪的，附小同時也是一所強調愛國主義的學校，除了教室黑板前要插一面小國旗、黑板上方及教室後邊懸掛領袖遺照，校園的集合活動場還畫上巨幅地圖，有學校所在的西屯區地圖、臺中市地圖、臺灣省地圖，甚至是秋海棠形的「全國地圖」，記得我在附小的某一年，總務處還特別撥預算，請工人將「全國地圖」重新上色，使我很小的時候就對「三十六省」產下深刻印象，大概或多或少奠下我現在的政治傾向。（不過我算是少數，恐怕大多數同學並不特別留意學校這樣的舉措。）除此之外，學校教導我們，朝會時升旗「一定要」大聲地高唱國歌、國旗歌，放學降旗時，要停下手邊一切工作，向國旗行注目禮。有一回體育課，全班在操場自由活動，但天色一暗、飄下雨絲，我向老師使了個眼色，輕聲說道：「老師，下雨了。」只見老師不顧一切、奮力向升旗臺跑去，急忙把國旗降下，迅速捲好，再急跑回辦公室存放國旗。

　　即便學校如此強調「忠孝仁愛」（也是母校每個年級四個班的稱呼），我對附小的印象是仍是凶多於吉的。或許是程度差異吧，我在附小取得的第一張成績單，是我人生取得的首次最後一名。而且以前學的鋼琴，在此處也無法使我獲得成就感，因為鋼琴幾乎是基本功夫，不另外學點小提琴、長笛、二胡，是很難見人的！同時不幸的，我小學三、四年級的班導師，似乎因為我的成績落後，便處處看我不順眼，幾乎每堂課都能找到罵我的機會，除我之外，大概就是一位大腦有點受損的男同學，有同樣的遭遇。所罵之言，大約是「只長肉不長腦」之類的人身攻擊，連我數學習作未用直尺畫書直式算式的加總線，都成為老師向我媽說不是的罪證。不過，當年很純樸，臺灣還存在著「老師說的就是對的」之風氣，於是，受這樣侮辱兩年，任何難受只能隱忍吞下，或許壓抑久了，成為我日後好行仗義、不平則鳴的一絲因素。

　　說到不平則鳴，此種心態自小也略有萌發，但不甚成功。有一位同學Ｇ，他的母親與我父親是同事，都是教官，故算熟識，但Ｇ先天顏面有些失調，不知得了什麼病，外貌與行為舉止都異於常人，故許多同學愛戲弄他──若講得準確些，這些同學是在「霸凌」他。其中最頑皮（可惡）的，是當年東海大學主任祕書的公子（簡稱Ｙ），雖長得不高，可一臉帥氣樣，頭髮跟當時許多同學一樣都是流行的中分頭（奇怪吧！小學生弄中分頭），但他人雖長得好，卻喜歡逗弄女同學、欺侮弱同學，Ｇ便常受Ｙ的霸凌，而我那時「傻傻」的，以為學校教的道德正義應該發揮，故常挺身而出為Ｇ解難，卻無端捲入小圈子分派的幼稚遊戲中。有一陣子，我實在受不了人際關係因此而阻斷，試著也與那些「壞同學」一樣，嘲笑Ｇ的舉止，但卻被班導師嚴厲斥責，認為我不應同流合污！我當然倍感委屈，老想不透為什麼導師不用同樣的標準去阻止Ｙ同學之流……我很聽導師的話，繼續孤單的、沒有火力支援的與Ｙ同學之流為敵。畢業時，獲頒「李佩琴紀念獎」，此獎是鼓勵熱心公益、積極向上學生而設，是唯一設有獎金的獎項，我拿到獎牌與獎金當然很開心，但同時卻也有觀眾席中傳出「憑什麼」的噓聲──無非是有人認為我這麼異類，不配領錢吧。

↑小學三年級時全班到東海牧場活動。（此相片引用自同學FB）

　　有一回放學降旗前，依例我們預先在集合場站好位置，等待儀式進行。這時旁邊一位強勢的女同學與男同學扭打一團，也不知為何，只見國旗歌響起、國旗緩緩落下，他們還不鬆手，我見狀噗嗤一笑，那男同學不由分說地往我肚子毆打一拳，疼痛難受。再一回頭，發現始作俑者女同學早已不知去向。國旗降下後，眾人準備離校，訓導主任卻以嚴肅的口吻，廣播找來我及那位男同學，並問事情原委。我如實以告，她卻指著我倆鼻子罵：「（指那位男同學）你打架，很不應該！（指我）他被打你卻笑他，沒有同情心！你們兩個明天去勞動服務！」我傻了！我們倆勞動服務，那個女的呢？心中暗罵一聲，但用膝蓋想也知道，那女的與訓導主任的小孩（也是我們同屆同學）是好朋友，兩家人也很熟，在師長眼中，那女的屬於「好學生」一類，自然被排除於「犯罪嫌疑人」名單之列了。更悲劇的是，隔天我一人清掃完某男廁的所有垃圾桶，遲遲不見那位猛揍我一拳的男生來幫忙。即便如此，訓導主任始終認為我沒去勞動服務，要我擇日補做，至今不明白她到底是怎麼判斷的……

　　在附小，學生的家長多是大學教授，或校園附近榮民總醫院的醫師，社會地位極高，在家長接送區的停車場裡，滿滿的黑頭名車規矩陳列，故小孩們從小就養成極為扭曲變態的攀比心理。又或許是身處大學校園中，所見所聞都不是同齡該見該聞，故舉止、行為、說話，都有一種很討厭的虛假成熟感（我承認，自己也有這樣的問題）。同時，師長對我們的要求，也是希望我們盡早成熟，例如某次學校接待參訪團，就公開徵選「小小導覽員」，我有幸被選中，但原因是「要訓練一些平常欠缺訓練的學生」，老師教授的項目，包括口語表達、肢體語言，還有禮儀課程，我就是那時經老師的提點，才知道「然後」是現代人常用的冗詞贅言，故在這麼緊迫盯人的磨煉下，我也算是從中獲得一些技術好處。

　　我自認很努力學習，但在很多「潛規則」下，終不得志。小學三年級時，依樣畫葫蘆地與後來在上海交大讀醫的同學表演相聲，我或許是附小表演相聲第一人，甚至在之後每學期的班級音樂會上，將相聲藝術與音樂表演結合演出（我們音樂課的學期評量，就是期末辦一場班級音樂會，但我鋼琴彈得差，只好取巧表演相聲，輔以歌唱或器樂演奏呈現），但學校說什麼就是沒讓我代表學校參加全市相聲比賽，甚至連初階的試演徵選也不找我，始終不明白當初老師是怎麼選人的。附小也是少數有社團活動的小學，我參加辯論社後，一直對辯論很感興趣，也積極投入學習各種表達技巧，但到了全市辯論賽時，我依然與代表隊資格無緣，原因是老師認為「我一定辯不贏女生」。或許，這就是我後來越來越嘴賤的其中原因──勤能補拙。

↑某學期末班級音樂會，與同學演出對口相聲。

↑另一學期末班級音樂會，與同學演出群口相聲。（此相片引用自同學FB）

　　有些「好學生」則能宜然自得。參加兒童樂隊時，我很期望能當上指揮，但不知為什麼，通常指揮都是讓女同學擔任，或許大多數「好學生」都是女同學的緣故吧。而班上的一位積極女同學，費盡苦心當上指揮，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「你們演奏時要看我啊！不然選我這個指揮是做什麼用的？」就音樂倫理上而言，他說的沒錯，但對一團兒童樂隊來說，這話特別不自在。在合唱團中，那位打架的、當上樂隊指揮的女同學，總是與來自大學音樂系的指導老師處得不錯，獲得不少在聖誕音樂會中獨唱的機會。有一次，指揮同學還藉由考音樂班需要排練的理由，與合唱團伴奏於正式練唱之前，頗為心機地「排練」給我們看，彷彿是觀看一場聲樂演唱會。而合唱團因大學人事異動而更換指導老師時，那幾位骨幹份子還嚷嚷著要退團，鼓吹我們這些一般生跟進，並且公然說音樂老師的壞話，讓老師哭了好一陣子。想不到，過沒幾天排練時，某位骨幹同學竟然和新指導有說有笑，討論下一次音樂會獨唱的段落。

↑小學參加合唱團的照片。

　　所幸，東海大學的校園廣大開闊，綠意盎然且生態蓬勃，附小緊臨東海湖，雖是人工水池也提供不錯的景緻，於是我在小學那段時光裡，還是留下較為美麗姣好的視覺印象。每天下課後，沿著彎曲小徑，穿過榕道、竹林、相思園，到父親辦公室玩著當時還算珍貴的電腦，或是望見穿梭於大學校園的哥哥、姐姐們，想像遙遠的未來生活面貌。我雖然常不願意回想小學時發生的事，因為並不太快樂，甚至有當屆同學會的邀請，我也不予理會，但無可否認的是那一幕幕光景確實成為我後來人格優劣的基礎，無法抹去，甚至再說起東海、附小的一切，我也會不經意地用一種「老東海人」的口吻去評價它。當我讀高中時，附小已更改校名成「東海大學附屬國民小學」，那「國民小學」四字出現時，已逐漸瓦解那段只屬於自己知道的情感，而今，它又被整併成「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中小學部」，連校長一職都不存在，只剩下個「小學部主任」統理行政，這意味著即便我過去多麼不開心，若再不挪出一點心思將那段存放於大腦的數據妥善存放、保養、定時回顧，恐怕在這萬事都在變的時代中，「自我」二字，將剩不了太多。